笑蜀：群體性事件矛頭為何總指向政府

隨著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新思維也在悄然破土。兩個多月前本報即已呼吁，需要最大限度地突破慣性思維和慣性模式，創造群體性事件軟著陸的有效機制。從成渝兩地鄉村教師停課事件，到重慶、三亞等地出租車司機罷工事件，形形色色的群體性事件大體上都得到妥善解決。以更從容、更平和、更人性的態度應對群體性事件，這正成為慣例，而為國內外輿論所稱道。

進步是明顯的。但客觀總結，仍非盡善盡美。

最大的遺憾，是群體性事件軟著陸尚停留在個案層面，更多的是一種被動反應，更多的是一種臨時措施，一種個性化施政，而沒有提升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執政理念，更沒有促成制度創新。因此，個案的理性解決，并沒有導致制度的整體理性，并沒有擴張整個制度體系對于群體性事件的包容性。制度資源的匱乏，使群體性事件很難從整體上軟著陸。

理論與實踐不同步、制度體系與實踐不同步，長此以往，可能帶來諸多危機?？梢灶A言，作為利益博弈的一個基本形式，群體性事件在較長時期內非但不會消除，而且可能會增長。怎么對待可能進一步增長的群體性事件呢？斗爭哲學、高壓手段顯然是死胡同，且不談是否合乎情理，高昂的政治成本也注定其根本不可行。那么柔性處置又如何？柔性處置固然不乏優勢，容易在個案上取得成功，但在整體上沒有突破的情況下，這么做也并不是完全沒有風險。

眾所周知，導致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往往是體制性的，比如出租車市場的尖銳矛盾和沖突，就是整個出租車市場的設租體制先天注定的。體制性的問題不從體制上解決，而只隨機解決零星個案，那么每一次個案的成功，都非但不能觸動體制上的積弊，反而可能起到示范作用，鼓勵更多的出租車司機挺身而出。個案的成功這時反而可能導致整個出租車市場的振蕩，導致整體上的失衡和無序。

這就意味著，僅有個案上的進步還是不夠的。個案上的進步必須匯聚成制度成果，從整個制度體系上找到出口。而如眾所周知，矛頭直接指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往往成了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關鍵當事方，這正是當下群體性事件的普遍現象，也是當下群體性事件最大的風險之所在。導致這種高危局面的一個根本原因，則在于傳統的全能型政府體制。全能體制在高度集中權力的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矛盾向政府高度集中，社會沖突向政府高度集中，政府便往往成了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焦點，這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現代治理的特色，在于它首先是一種公共治理，即它是以全部公共的力量來參與社會治理，這就要求社會不能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必須以民間的多元的力量，與政府分權制衡，來共同完成社會治理的重任。分權制衡不僅是為了監督政府，也是為政府減負，為政府分憂。只有當分權機制成熟起來，社會力量大體均衡，相對獨立，各盡其責，這時才談得上社會矛盾的均衡分布，社會沖突的分散處置，才不會大到企業倒閉，小到肉價漲跌，事無巨細都歸咎于政府，不滿和憤怒都齊齊向政府傾瀉。

這就要求政府以謙卑之心對待民間力量，找到政府力量與民間力量的黃金分割點。所幸，這正逐漸形成為共識，并開始了試點。媒體報道，珠海就將借鑒香港經驗，把應由社會組織承擔的職能有序轉移出去，構建政府和社會組織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新格局。政府主動向民間力量分權，主動向民間力量開放公共空間，這種制度上的大膽創新，顯然比經濟利益上的些許讓渡，是前進了一大步。這才是群體性事件軟著陸的根本方向。民間力量強大與否，民間力量能否在社會危機管理中發揮關鍵作用，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抗風險能力的重要指標，這方面我們任重道遠，珠海試驗則是破冰之舉，令人期待。

（文章來源：０８年１１月２７日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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