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以制度來保障檢察機關“敢于監督”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近日審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工作維護司法公正情況的報告。曹建明檢察長在報告工作時坦言，一些檢察機關監督意識和能力不強，存在不敢監督、不善監督、監督不到位等現象。此言引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熱議，批評者有之，理解者有之，建言者亦有之。（《新京報》10月27日）

從批評者的理由來看，乃是一種“應然”的視角。在中國，檢察機關被確立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币蚨形瘑T認為，“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政府是平行的，根本沒有隸屬關系，不存在敢管和不敢管的問題，不敢管是不作為的表現，沒有履行好法律賦予的監督權力?！币袁F有的法律條文來校驗檢察機關的工作，“不敢監督”確實該受批評。

從理解者的理由來看，則是一種“實然”的視角。檢察機關一方面享有與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同等的法律地位———這三“兄弟”均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并向人大報告工作。但一個作為常識的事實在于，檢察機關的人、財、物均依賴于當地，“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頭”，這也是地方檢察機關“不敢監督”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察看中國問題，不能僅僅停留在“應然”而忽視“實然”，反之亦然。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報告中對此均有應對。十七大報告同樣是將增強檢察權的獨立性放在了司法范圍內一并要求，即“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在此之前的2004年，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提出了35項改革措施。但這４年中，司法改革真正觸及職權配置、人財物管理等體制方面的還不多。沒有制度保障，我們注定無法期待所有檢察官以“超人”的姿態保持自己的獨立秉性。

在“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中，“優化職權配置”成為最大的看點，它既要求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打破既有的權力配置格局、合理調整和配置審判權和檢察權這一傷筋動骨的重大問題，又亟待人大能協調好地方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人、財、物保障。不去除地方檢察機關對當地的人、財、物依賴，“敢于監督”、“善于監督”就會變得困難。從世界范圍內來看，雖各國歷史及國情各異，對檢察制度的選擇也各有不同。但不管這些國家的檢察制度如何互有特點，對檢察獨立的強調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遵循卻早已成為各國通例。

近十余年來，以“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為取向的檢察改革此起彼伏，檢察官的“同質化”和“精英化”也因為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推行而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遺憾的是，檢察受制于行政以及受制于地方的現狀并未根本扭轉。曹建明檢察長“不敢監督”的自我批評，實則為用制度K來保障檢察機關“敢于監督”的吁求。作為權力機關，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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