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周來：用人性的力量改變市場

“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是一種市場失敗，從成本——收益的比較看，因為藥價高昂，美國大的制藥業企業在貧窮國家的抗艾藥物銷售量本來就低得可憐，那么，允許這些貧窮國家自己仿制并低價銷售這些藥物，并沒有侵占美國大藥企的市場，也不會影響美國大藥企的利潤，更不會影響其研究投資。

我先前已經知道，今天的世界尤其是地球上最貧困的非洲地區人口，正深受艾滋病之害。但我一位援非朋友的親歷還是令我十分震驚。他說他所到的地方官方統計病毒攜帶者比例達37%，實際則超過50%！因此，就連當地的劫匪打劫的方式都與別國不同：不用任何武器，只是張口露出一口白牙，外國人就老老實實就范，否則就有可能被對方咬傷而感染上病毒！

震驚之余，我問了朋友一個問題：相關報道稱，治療艾滋病新藥在不斷發現，治療效果也越來越好，為什么艾滋病在非洲仍然如此肆虐呢？朋友像看外星人一樣看著我：“你難道不知道黑非洲有多窮嗎？沒有錢買藥??！He Who Can’t Pay Dies(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這話不就是你們經濟學家說出來的嗎？”

市場需要設計

“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這一很殘酷的話語到底出自誰之口無從查起，但這一主張卻的確為許多主流經濟學家所認可。而且，這句聽起來非常刺耳的話，在某些經濟學家看來卻是“最大的人道”：盡管沒有對付窮人的疾病，但卻能對付全人類的疾病。其中的邏輯是，因為新藥研制成本極高，風險極大，據稱，僅有3/10的新藥研發能夠收回成本，因此，西方國家對新藥品種一般都采取十分嚴格的專利保護制度。正是賴于這種嚴格的專利保護制度，制藥企業從新藥品研制可能帶來的高額利潤的誘惑下，才有了創新的動力，也才使得抗艾滋病新藥得以問世，并因此使得全人類對付艾滋病有了希望。而如果要讓無法付得起錢的窮人看得起病，必須大幅度降低藥品價格，也就意味著只能取消藥品的專利保護制度。這樣的后果，可能是沒有一家藥企愿意進行新藥研制，最后可能是既無法對付窮人的疾病，更對付不了人類的疾??！

但是，這種市場人為地把人分為窮人與富人并加以分別對待的做法，不僅不符合人道主義標準，而且從長期看，也不利于全球經濟包括富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為窮人如果因付不起錢看病而致使其狀況持續惡化，這個世界將更加不安全，不僅僅因為類似恐怖主義，還將因為更加可怕的威脅人類的病毒的出現。而此時，富國與富人也無法置身度外。所以，幫助窮人看得起病也是在幫助富人。

問題是以對股東投資負責與追求利潤至上為目的的企業能否承擔得起為窮人提供廉價藥品的責任呢？

與朋友這次會面后不久，我就看到了斯坦福大學的終身教授約翰·麥克米蘭(John McMillan)的著作《市場演進的故事》（A Natural History of Markets,2002;中文版，2006）。正如《紐約時報》所評論的那樣，麥克米蘭不僅僅是一個著名制度與轉型經濟學家，還是一個講故事的好手。而就在《市場演進的故事》中，恰好有一個關于艾滋病新藥在發展中國家如何被推廣的過程敘述，而標題就叫做“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

麥克米蘭首先也關注了藥品市場面臨的困境：一方面，它的確冷酷無情，將付不起錢的占人口大多數的窮人排斥在市場之外；但另一方面，這種市場激勵畢竟促進了許多藥物的開發并因此顯著延長了人類的壽命。也正因此，完善這一市場的方向應該是既讓窮人看得起病，同時又保持對醫藥公司的高激勵。

與國內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純粹自由市場的觀點不同的是，麥克米蘭一貫強調市場演進的觀點：“市場原本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斷地重新設計?！?

推動市場演進的人道力量

還是以艾滋病新藥為例。為了扭轉日益惡化的艾滋病蔓延形勢，自1990年代中期始，一些不發達國家被迫鼓勵本國藥企仿制美國制藥企業巨頭們投巨資研制成功的抗逆轉錄酶藥物。效果是明顯的：在印度、巴西、南非、泰國等國家，仿制藥價格是美國市場價格的1/16，政府還予以補貼，以使窮人也能買得起藥，其結果，在這些國家，艾滋病死亡人數急劇下降，取得了發展中國家里抗艾中少有的成功。

然而，這些國家仿制抗艾藥物的做法遭到了美國制藥業巨頭們的強烈反對，先后有30多家企業對上述三國政府提起訴訟，指責他們的法律踐踏專利，違反了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在他們的游說下，當時的克林頓政府也以貿易制裁相威脅，要求這些仿制藥品的國家不僅要停止仿制行為，而且還要賠償巨大的專利損失費用。

正如麥克米蘭所說，利益的博弈在推動市場的演進。在這場博弈中，人道主義者的立場最終戰勝了商業化立場。無國界醫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遍布世界各地的NGO，以及各種新聞媒體，此時都選擇了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他們組織了數不清的游行、抗議，發表了無數的報道與評論，內容都是譴責制藥公司把掙錢置于生命之上。

應該說，一些經濟學家的參與也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這些經濟學家認為，“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是一種市場失??；同時他們還認為，從成本——收益的比較看，因為藥價高昂，美國大的制藥業企業在貧窮國家的抗艾藥物銷售量本來就低得可憐，那么，允許這些貧窮國家自己仿制并低價銷售這些藥物，并沒有侵占美國大藥企的市場，也不會影響美國大藥企的利潤，更不會影響其研究投資。而貧困國家的收益卻是顯著的：挽救了許多人的性命。

在強大的壓力面前，世界醫藥市場規則悄然發生著變化：2001年，美國五大制藥巨頭宣布將以成本價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抗艾藥物；美國政府也宣布不僅不對撤銷抗艾藥物專利權的國家實施制裁，還將對其進行援助；歐盟制訂了一個梯級定價方案，降低貧窮國家藥品價格；同時還呼吁改革國際專利規則，讓貧窮國家更容易進口仿制藥品。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宣布了稅收優惠辦法，世界銀行與聯合國則設立專項基金，都是為了降低制藥企業研發成本，鼓勵其創新沖動；包括比爾·蓋茨在內的慈善家則創辦相應基金會，一方面鼓勵藥企為發展中國家研發與銷售低價藥物，另一方面直接為發展中國家兒童支付藥單。

盡管各方面都還需要完善，但一個既讓窮人買得起藥、又能維護制藥企業創新動力的市場前景似乎正在形成。

麥克米蘭之所以講這個故事，當然仍然是想揭示推動市場演進背后的動力。正如他在文章中寫的那樣，正常的市場力量開始推動西方制藥公司改變自己的定價。但是，這一轉變同時也是那些社會活動家推動的結果。消費者和他們的支持者都可以推動市場的重建；而一個民選的政府也更容易在公眾的壓力下積極改變市場的規則。更為有意思的是，一旦這些新規則被確立，它就是市場本身的一部分。

最近這段時間，“毒奶粉”事件持續發酵，成為國人矚目的焦點。一般論者以為，這是因為內地某些企業不講道德，不講社會責任，而監管部門監管又不力而導致的一起事件，因此，加強企業與企業家道德建設，使他們在關注利潤的同時關注社會責任，同時加強市場監管，就被認為是解決類似現象的良藥。

這種觀點表面上看沒有問題，但如果深層次考慮，卻有值得商榷之處：因為它將企業道德與社會責任仍然視為外加于市場的東西。既然是外加的東西，那么，它與市場的自發作用始終將是矛盾的，與企業追逐利潤的目標也是矛盾的。而實際上，從麥克米蘭的相關觀點以及抗艾藥物市場的案例看，在中國，作為完善市場的一部分，只有各方面的努力是朝著將企業道德與社會責任本身合并為市場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的方向，有社會責任的企業比無道德的企業更容易在這個市場上生存發展，最終使得社會責任是市場與企業的自然行為，才是解決問題的治本之策。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文章來源：08年10月6日  中國經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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