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改革到了十字路口

2007年的中國經濟備受通貨膨脹和流動性過剩困擾，為此，中國政府在2008年將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在央行多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對存貸款利率進行宏觀調控的同時，國內多位經濟學家先后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中國經濟應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建議。對此觀點，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軍教授非常贊同

本期訪談人物：張軍

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復旦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轉型經濟學和中國的經濟改革、產權經濟學和制度變遷理論、產業組織經濟學和中國的工業經濟分析。

重心在結構性改革

《上海金融報》：在討論目前中國經濟問題時，很多學者和專家都提到結構性改革的問題。為什么這一觀點會被反復提及？

張軍：我覺得這是英雄所見略同。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根本問題到底是什么？是體制問題，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結構性改革問題。但這個問題似乎總是要反反復復地在十字路口上才能讓我們記得。

回顧改革開放的30年，我想我們實際上經歷過幾個十字路口，只有到了每一次的十字路口，我們才可能記得起經濟改革的根本目標和任務是什么，才會有可能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所謂的結構性改革上。不幸的是，這種結構性的改革總是反復不斷地被宏觀調控的總量政策所打斷。

《上海金融報》：您是如何看待這30年來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過程的？

張軍：我想大家都知道，經濟學家對一個中央計劃經濟的改革有過一個比較完整的思考。這個完整思考的最核心要點就是結構性改革。就是說，一個傳統的計劃經濟要走向市場經濟，改革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完成結構性的改革任務。這并不奇怪，因為原來中央計劃經濟的特點是公共部門非常龐大，幾乎沒有私人部門。所以，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無非就是壓縮公共部門，而把私人部門擴大起來。不過，發展和擴大私人部門，大幅度壓縮國有部門，對計劃經濟的改革者來說并不容易。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如果要做一個階段劃分的話，我想中國在1978年到1993年這一段，基本上是一個比較成功的結構性改革的階段。但是這個結構性改革的策略卻是非正統的，因為我們遵循的是所謂"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的戰略道路。我們基本上沒有去觸動原有的國有部門，卻放開了體制外的新興的經濟，允許和鼓勵了非國有部門的進入和擴張。大量的經濟學文獻在回答中國的改革為什么取得相對成功的問題上，都無一例外地強調了非國有部門的進入和發展的事實。以鄉鎮企業的擴張為代表的地方新興經濟的崛起，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在結構性改革上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但不得不說的是，在1993年以前，結構性改革成功的地方僅僅是擴大了非國有部門，而沒有觸動國有部門的利益。這樣就繞開了整個結構性改革當中最難的一個環節。我想這個最難改革的東西一定是國有企業部門、國有金融部門以及政府部門本身。鄧小平先生在1989年之后就一直有這樣一個意愿，就是中國應該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更徹底才行。這樣才能夠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的體制來。他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就反復表達了這樣的思想。終于，在1993年的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

結構性改革曾卓有成效

《上海金融報》：我國的結構性改革最有成效的階段是在何時？

張軍：1993年到1998年這一段，盡管不怎么被人提起，但我認為這可能是中國改革以來結構性改革最有成就的一段時間。

我們知道，1993年正是嚴重通貨膨脹的時候，通常來說，這個時候并不是結構性改革的非常好的時期。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時候，政府必然要推出反通貨膨脹的政策，一定會把政策的重點放到總量控制上，不太會去考慮結構性改革?？墒?，在通貨膨脹非常嚴重的1993-1994年，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卻大力推進了結構性的改革，著力對不贏利的國有企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重組、破產和改制。與此同時，政府下決心對國有銀行也進行了非常激進的結構性改革，強化了銀行的責任約束和風險意識，把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兩大部門之間的這個計劃經濟中獨特的"銀企關系"幾乎徹底切斷，更是把整個國有部門不盈利的企業全部重組，大量的企業關閉。

《上海金融報》：激進的結構性改革必然會影響經濟，政府該如何應對？

張軍：前面提到，在財政和貨幣緊縮的同時，非常激進的結構性改革也推出了。結構性改革必然是緊縮性的，因為需要對國有企業和銀行部門進行關停并轉和改組。這樣的做法自然會對當時的總需求帶來非常負面的影響。俄羅斯和東歐的轉型都是經歷過嚴重的經濟緊縮的。好在我國那時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這種結構性的改革，雖然力度比較大，但在那樣的社會情況下，反而與緊縮的貨幣信貸政策一起把通貨膨脹的兇猛勢頭給壓下去了。

這樣的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實施幾年之后，其負面影響很快就出現了。于是，中國經濟在1997年之后逐步顯現出了通貨緊縮的征兆。因此可以說，在1993年到1998年這一時段，我國的反通脹政策，是在結構性改革過程當中完成的，而結構性改革為解決銀行和國有企業兩大國有部門的低效率問題做出了非常正面的貢獻，是2002年之后生產效率加快的一個重要的制度基礎。這個問題解決以后，我想如果沒有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中國的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應該會持續到今天，而且中國會有一個比現在更令人滿意的市場經濟的制度框架。

2002年，中國經濟的宏觀不平衡現象基本得以矯正，應該說中國在2003年已經走出了通貨緊縮，但是我們卻錯過了一個很好的結構性改革的機會。從緊迫性來說，當時應對通貨緊縮的外匯和匯率政策以及公共財政政策應該讓位于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應該把注意力迅速調整到結構性改革上來，但結果卻沒有這么做，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機會。6年的通貨緊縮結束以后，由于沒有從根本上調整政府主導的支出和投資政策，也沒有調整匯率和外匯管制政策，繼續了1998-2002年的政策，結果中國經濟又因為流動性的泛濫而馬上進入了經濟過熱的時期。從時間上看，2002年之后，國家更加關注社會的和諧和民生問題，因此，結構性改革不太可能成為2002年之后的政策首選。

符合和諧社會基本理念

《上海金融報》：目前，我國正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在這樣的背景下，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前景如何？

張軍：很多人會認為，對新一屆的政府而言，社會的和諧和民生問題比結構性改革更重要。但我認為，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中國當前階段最大的民生問題是就業和低收入者的收入的增長。而就業和收入增長依賴的是就業創造，就業創造離不開私人部門的進一步擴張和城市化的進程。1998年之后，因為要擺脫通貨緊縮，政府擴大了公共部門的支出。1994-1998年間，公共部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和銀行方面，還沒有從根本上改革公共部門和政府部門的職能。今天，政府還"壟斷"了太多的資源和機會，對私人部門的發展還很不利。土地的流轉和城市化進程依然緩慢。私人企業進入的壁壘還到處都是，政府壟斷的行業和中央大企業對政府政策制定和立法的游說能力一天強過一天。這些都將從中長期妨礙有效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的能力。中國經濟當前最需要的是私人部門的進一步發展和市場的擴張，來吸納更多的勞動力人口。

《上海金融報》：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使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健康地發展？

張軍：我覺得如今講中國經濟，講中國面臨的抉擇，其實站在一個十字路口。改革是為了什么？一個中央計劃經濟的改革，不完成結構性的改革，不擴大私人部門，縮小公共部門，就不能建立起一個市場的經濟體制。之前我國政府的改革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是把銀行和國有企業進行了激進的改革和改組，從而改善了我們大量企業的競爭力，也使國有銀行有了一個重生的起點，但還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公共部門改革沒有完成。

在沒有嚴重的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的時候，我們應該重啟結構性改革的議程，改革的重心應該觸及公共部門中最核心的部門---政府部門。這個和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有沒有沖突呢？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壓縮政府的規模、改變政府在經濟中的壟斷職能，讓政府回歸到公共服務、公共品的提供方面的重要職能，我認為這是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理念的。我很擔心，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理解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年里，我們現有的公共部門的合法性、生產性支出和壟斷，以及公共部門的體制剛性可能會進一步固化，愈演愈烈。如果我們現在丟了這個重要機會的話，中國經濟在未來五年可能還會進入另外一個十字路口，而這并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周期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