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價強行收買民企讓政府失去信用

我們都是在不斷的重復歷史、重復過去，我們知道一開始清末不允許私人辦任何新式企業，但是洋務運動搞了一些軍工搞不下去了，李鴻章就想了一個辦法搞了一個官督商辦，這樣就辦了一些能夠賺錢的企業。這也就是說實際上我們在重復歷史，改革開放之初也不允許私人辦企業，就是要戴紅帽子，李鴻章也是一樣的，李鴻章要想一個辦法讓民間辦。但是就面臨著以后發展產權不清的問題，所有的這些企業比如說江南招商局，“局”就代表國家性質的，中國一開始辦的民營企業沒有一個叫廠的，叫局就是國家的，而且這些局領導都是官方任命的，哪怕是聘請的商人也必須授予一個行政級別，今天也一樣。大國企的領導人都是有行政級別待遇的。當官督商辦的企業辦起來以后，面臨著究竟是商大還是官大的爭議？李鴻章是比較支持商人，商人覺得這是我出的錢我經營這是我的，但是有一種聲音認為這是官家的，我給了你某種政策優惠，這是國家的，所以一直有這兩種觀點在清朝內部斗爭得非常激烈。李鴻章主張是由商人辦，但是這個問題始終解決不了，后來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本來都是商人為主，李鴻章去世袁世凱上臺后，他很強勢，就覺得應該收歸國有。當然在他之前就有其他人有這種爭論，在這之前最大一次爭論就是爆發了一次金融危機，很多人提出來就應該把輪船招商局收回來國有，所以金融危機是清末“國進民退”很重要的一個契機。后來李鴻章死了袁世凱就更強勢，說這些都收回為國有，盛宣懷他覺得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其他商人的利益應該照顧商人的利益，他斗爭了半天，說國家收回去可以但是要給多少股權，袁世凱就不同意，后來還是袁世凱勝利了。
過了幾年光緒和慈禧死了宣統皇帝繼位了，盛宣懷又重新得勢，又注重商人的利益，該補償的都補償了。盛宣懷跟袁世凱的斗爭中覺得中國還是官說了算，不當官不行，他又行賄當了官。他后來當了輪船部尚書，最可怕的是他的地位發生變化以后又主張應該國有，一直到最后是他在1911年提出鐵路收歸國有。因為清政府后來也知道辦鐵路很重要，但是又沒有錢，就招商人辦大家入股，然后就形成了兩湖的保路運動。但是很快就平息下去了，因為那邊是當官的多，清政府幾乎是等價的買過來，自然就平息了。廣東也平息了，給了60%的價格買下來這些路，因為廣東入股的多數是華僑商人，跟國內的聯系不是很密切，他覺得你不講信用我被坑了一把就走了。最厲害的是四川，全是農民、小販入股的，那么多人入股，但是清政府又拿不出錢來等價的交換或者等價的買過來，就用極其便宜的價格強買強賣，四川就興起了一個隆隆烈烈的保路運動，后來川督鎮壓又打死了十幾個人，又開始調動軍隊鎮壓，所以一下子打起來了。
我覺得一個政權經濟政策是要穩定的，當你沒有穩定的經濟政策的時候，你的政權就很難穩定。清末一直沒有穩定的經濟政策，它在國有和民營之間搖擺不定。這就牽扯到一個政府的信用，或者說政府只要出適當的價格別人能夠接受的價格，你想買過來也可以。當你認為用低價強行收買的民企，以為付出的是很便宜的成本，從政府信用角度來看這次是很高的成本，因為除了錢以外你搭進去了信用。有一句大國企的領導說的話特別反映了大國企的本質，他說我們是共和國長子我不壟斷誰壟斷，這種長子還反映出中國傳統的倫理結構，為什么五四運動的時候提出倫理？共和國長子論還是中國的倫理結構，就是大家長下面有一切，我一開始不明白五四提出了倫理，實際上是把國家當做一個大家長，其中有父親、長子、非長子，嫡出、庶出什么的。我覺得應該廢除這種論調，這些錢都是老百姓的。

（文章來源：09年11月2日搜狐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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