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讀者： 

和大家一樣，我的內心也對親愛的祖國的未來寄予非常美好的希望。那希望恰如梁啟超先生在其傳世名作《少年中國說》中所言，“紅日初升，其道大光。前途似海，來日方長?！?/P>

但現實世界又必然不同于主觀愿望和想象，這份期許又應該在現實條件下的期許。當我們許下一個愿望，我們就會等待未來的實現，只不過我這份愿望拉長了時光的橫軸，延伸去了20年之后——那時已經是2030年。

那一年，中國人口的平均年齡將超過40歲，我們這些60年代“嬰兒潮”出生的壯年一代都將老去。而那時的印度和巴西，卻在30歲左右。

20年后，國內也將面臨思想多元化的挑戰。屆時，社會生活的主體是2000年后出生的人，社會建設的中堅是80后和90后，50到70后一代堅守老去的觀念。但80以后的一代，由于經濟基礎多元化的趨勢不斷強化且不可逆轉，注定了會呈現出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更為挑戰的是，能否有效形成一種社會各方都基本認同的主流文化和思想，能否有效防范民族歸屬感的分裂。

世界經濟也將面臨重心轉移的挑戰。屆時，因為勞動力價格和資源蘊藏量的比較優勢，印度、非洲、拉美的經濟將持續快速增長，會形成新的全球加工制造中心和日用品消費中心，世界經濟的重心將很可能逐步轉向印度洋和南大西洋，恰如近三十年來由北大西洋逐步向太平洋轉移一樣。

那時候，世界政治新老勢力面臨轉換。G7已經明顯沒落，BRIC、E7等各種代表新興經濟體的力量，將成為世界的主宰。今天新興國家保持著20%左右的復合增長率，而發達國家只有12%左右，靜態看前者超過后者只需7年時間。放眼20年，世界勢力格局的逆轉注定發生。在核武時代如何完成這一轉換，人類還從未經歷過。

我們是要在上述四個大的外在限定性條件下，寄語未來的中國。我們大體只有20年左右的黃金時間，我們要完成以下歷史性的重任。

我們走過的是自我積累的模式，無法與歷史上靠掠奪起家的幾大歐美帝國相類比。最可參照的恐怕是戰后的日本。日本在二戰后走過了40年輝煌的發展期，從戰敗小國一躍而為全球經濟第二強國。但90年代以后，突然失落了20年。但我們依然贊嘆其在短短40年跨度內，竟積累了如此雄厚的國民財富和產業競爭能力，竟能在內憂外患下仍將第二經濟強國的地位繼續保持了20年，為國家的重新調整和復蘇贏得了時間。

歷史還留給我們20年的時間。成為第二經濟強國不應僅僅意味著GDP，必須要化成國民財富積累，化成可持續自我發展的經濟模式，化成和平年代能征戰全球的成批量的國際性企業。

盡管中國的內需市場巨大，經濟騰挪的空間較多，但隨著老齡化的加劇，其邊際效應終將步入衰退期。從長遠來看，能否構建強大的國際經濟競爭力，是應對老齡化、應對地緣經濟地位弱化的根本保證。日本雖陷入失落的20年，但卻擁有一流的科技研發能力、一流的國際先進產業和產品的駕馭能力、一流的跨國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保證了日本有效參與國際間超額利潤的分配。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標志，必然成為發達國家陣營遏制的首選。除構建強大的國防和軍事保障能力外，別無應對他途。尤其隨著世界經濟重心的逐漸轉移，中國必然越來越多地遠離國土、介入到印度洋和大西洋領域，屆時，除保衛陸疆和海疆外，還要突出保障我們在全球的經濟利益。

在全球軍事工業被封鎖、周邊多個海域被圍堵、個別陸路接壤國家被利用的不利環境下，我們仍需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完成國防建設的使命，形成我們獨特的軍事防御體系和遠程保障能力。

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未來二十年社會主流價值觀構建的主要挑戰。一方面，尊重個性化思想會成為社會主體人群的共同愿望；但另一方面，失去社會主流價值觀，又會導致社會力量分散。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中華文明以“儒、道、釋”為核心和載體，迥異于以基督教和古希臘文明為核心和載體的所謂“普世價值觀”或曰西方文明，如中華文明被同化，將意味著中華民族價值觀認同的消亡，意味著中華民族的消亡。

無疑，我們需要構建一種儒家所倡導的“和而不同”的主流文化思想?！昂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不同”，是兼容各種世界文明，兼容所謂的“普世價值觀”。但“和”為主、為體、為中心、為不變，“不同”為輔、為用、為外圍、為變，兩者相互呼應，構成主體文化明確而持久、外圍文化多樣而翻新的社會主流價值觀體系。

上述是未來二十年中國要完成的歷史使命，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重任。在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一切拋開國家利益的所思所想都是空談和妄念。我們只有堅持自己的理想與道路，堅持我們成功所依托的唯物史觀、民族精神和中國模式，才能真正以強者的姿態屹立于民族之林。中國的未來在我們自己手中，中國的未來要靠我們自己創造。

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