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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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韓國影片《密陽》（2006），禁不住先說幾句女演員，她叫全度妍，演得真是太好了。她本身條件也好，不是那種大艷大麗，而是玲瓏剔透的那種美，渾身散發著一種閃爍不定的光芒，有點像蔣雯麗。但是比蔣雯麗更加脆弱，這種脆弱來自一種“易感性”，任何周圍的變化或內心的動靜，都能夠通過形貌準確敏銳地體現出來，仿佛是一部完美的感受器。在很大程度上，一個人的感受能力，比他的其他能力更加能夠反映出他的人性水平，表明這個人心靈的開放狀態。

因為這部影片全度妍獲得了一堆獎，其中最突出的是戛納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她在領獎臺上感謝導演，坦承自己對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熟悉，是導演的悉心指導讓她又上了一個臺階。導演李滄東當然更了不起。他沒有將演員當作搖錢樹，讓她們像花瓶一樣裝飾影片，穿著性感服飾在影片中招搖過市，而是將她（他）深深埋到角色里，以角色的靈魂將她（他）們浸染。全度妍在這部影片中，始終一身鄰家女孩裝扮，就像逛街時遇到最多的那種，但在這種平淡之中，冒出大精神。

這位李滄東奇人一個，1954年生，在大學獲得韓語學位后在中學教韓語。1994年他來北京路過電影學院，想到過在學院路附近開一家餐館，將川流不息的飯館拿來當作觀察人生的窗口。其時他是一位主要在本土知名的作家，發表過一些小說，得過報紙的文學獎。1997年他43歲時拍出第一部影片《青魚》，這之后有《薄荷糖》（2000）、《綠洲》（2002），為他帶來電影界的美譽，《綠洲》獲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他還當過16個月的韓國文化部長，拍攝《密陽》是他剛剛卸任文化部長之后。2010年，他拍出新片《詩》，再次贏得了不俗的口碑。

他坦承“做文化部長讓我有更豐富的經歷，也讓我有機會考慮更多的問題，但并沒有讓我的視野變得更寬”。當官沒有為這個人增添任何高度。在他的影片面前，“文化部長”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頭銜。人們不會在他的簡歷上面加“前文化部長”這個頭銜，那僅僅是一段軼聞往事，供人八卦而已?！白骷摇边@個身份對他來說至關重要，那是一項極具原創性的工作，是尋找某個獨特的角度，對著世界說出獨特的話。他的影片都是自編自導，是他這個人世界觀的體現。詩歌是這個世界的“意外”，這位李滄東的影片中也布滿了種種“意外”及其傷痛。

一

《密陽》的女主人公李申愛遭遇了喪夫的意外。她做出一個超乎尋常的舉動是，帶著幼小的兒子來到丈夫的家鄉生活。那是一個叫做“密陽”的小地方，看上去像中國的一個縣城，沒有什么特別的，只是更為平靜整飭，許多人信基督教。原先學鋼琴的李申愛開辦了一個鋼琴學校。喪夫之痛在兒子身上得到彌補，年輕的母親與孩子之間像姐弟一樣嬉戲玩鬧。

生活再次發生斷裂。兒子被綁架殺害，這個人生活的根基被徹底抽空。她走向教堂，那里仿佛是一個降神節，人們在上帝的懷抱中涕泗交流，揮舞著胳膊，十分忘我。某種氣氛感染了她，在教堂里她終于哭出聲來，而且是那種嚎哭，她積壓的悲痛得到釋放：“現在不疼了，心里感到平和了許多，許多事情都是上帝的意思”。投入上帝的懷抱，她的臉上重新煥發出光彩，感到生命重新被注入意義。

接下來的再次逆轉將她徹底擊倒。她想到去見殺害兒子的兇手，按照上帝的意思寬恕他。沒有想到這位兇手本人在牢房里與她走出同樣一步：相信上帝，并認識到自己的罪惡。此人口口聲聲“上帝原諒了我”，他每日都在祈禱，甚至為李申愛本人祈禱。這讓我們的女主人公感到天崩地裂。上帝為什么要寬恕這樣的人？在她（他）們之間原先有著不可通約的殺子之仇，現在怎么一下子填平了？

“我還沒有原諒他之前，上帝怎么可以原諒他？”她轉而開始怨恨上帝，認為有關上帝的一切不過是欺騙謊言。在教堂里她大聲拍桌子，以示挑釁。在露天的宗教集會上，她溜進臨時機房更換了播放的音樂，拿下宗教音樂替換成流行歌曲“愛是假的，笑容也是假的”。她甚至誘惑牧師，一邊誘惑一邊對著天空（她心目中的上帝所在）恨恨地說：“看清了吧?！?

這樣的處理在韓國觀眾當中引起了某些不安和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這是不敬神的表現，是對于上帝的詆毀和褻瀆。這個罪名可謂不小。

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正是在這種處理中，見出導演李滄東更為深邃的思考。其一，當李申愛決定主動去寬恕她的敵人，這其中是否也有一種“驕傲”在內？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在內？在這種思想前提之下，她于是不能接受對方是與自己平起平坐的人，而是感到需要高出對方一等，以一種寬容、寬恕之心來接納他。如果她感到再次受到強烈傷害，只是說明她原先持有的立場是需要反省的。

其二，作為有局限性的人，是不能直接將自己看作上帝的，不能如同上帝那樣行事。人需要知道自己與上帝之間的永恒距離，時時提醒自己的有限性。即使是信了上帝，通往真理的道路依然漫長艱巨，不可能一蹴而就。影片中李申愛身邊的那些人提醒是對的：沒有必要一定要找上門去寬恕對方。

其三（這點最重要），信上帝或者找到了某種真理，始終應該是這個人她自身的軌跡、自身的道路、自身的歷練。她在真理中“成仁”的過程，并不是進入一種無個人、無差別的境界，而是始終需要這個人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磨難來造就，“真理之河”需要她本人的參與。因此，她需要時時意識到自己而不是放棄自己，需要抓住自己而不是丟棄自己。只有抓住自己才能夠磨練自己，守住自己是守住一份修遠。在這個意義上，個人在，真理才在。個人的痛苦在，真理的道路才在。痛苦輕易消失了，她這個人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力量。

在這個意義上，這位李滄東是一位標準的“異質思維”的人：他在“真理”的面前豎起了“個人”這面旗幟：真理不應當脫離個人而存在，只有是個人的，才是真理的。越是深入個人（的痛苦），越是深入真理。當然，這個“個人”，是在剝除了許多似是而非的外在東西之后。當影片中的李申愛重新回到個人的痛苦，回到她自己身上時，才能夠接近屬于她的真理。否則，那種與他人不分彼此、取消差異的所謂“歡喜境界”，即使以基督教的名義，仍然是傳統亞洲觀念中“集體思維”的遺跡。

李滄東來中國時接受訪問說，這個影片不是“有關基督教的”，而是“有關人的”。同時被問到拍完《密陽》不久，就發生了三十多名韓國信教青年在阿富汗做義工被劫持的人質事件，李滄東含蓄地說：“韓國信教的人自己不會意識到，他們那種傳教的方式用一般人的眼睛來看是多么奇怪。我覺得，這個電影里表現出來的信基督教人們的狀況，和阿富汗的人質事件是有一定的關系的?！比绻f李滄東是挑戰性的，那么他是在挑戰某種信教的方式，而不是在挑戰基督教。

二

當初觀看更早獲得國際承認的韓國導演金基德的影片時，也有這種明顯的感覺：如果按照流行的“文化主體性”標準，拿著那樣的尺子來衡量，這些韓國導演（金基德、李滄東還有一位奉俊昊）也許都不能“達標”。在他們的影片中，有著明顯“西化”的立場，或者按習慣說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然而這樣一種“政治上正確”的要求，在韓國導演那里似乎沒有構成什么干擾。另一方面，實際上沒有人否認拍攝這些電影的人們正是韓國導演，他們所拍攝的正是韓國影片。在國際影壇上，正是這些影片提供了某種韓國式的想象力。

其中引出的問題值得人們深思?！拔幕敝允且环N活的東西，在于它能夠對于當下正在發生的生活賦予理解，賦予形式和結構。而如果生活不是一潭死水，那么文化就要發生相應變化，從而能夠對正在生活的人們有說服力。假如人們在生活中已經處于“現代性個人”當中，即需要由個人來為自己的選擇和道路埋單，而不能將一切推給社會與國家，那么，這個起點（個人）為什么不能在文化中得到相應體現，在文化中獲得相應的、豐富多彩的形式？而這也正好是文化的責任——為焦慮中的人們提供有關這個世界和自身的解釋，借此得到心靈的安身安置。從個人工作經驗來看，比較起來，敘事作品更加能夠適應現代性個人的要求，敘事的成敗與否，更多取決于故事中的個人是否能夠承擔起屬于自己的獨特一份。

還是回到李滄東的影片來?！毒G洲》中的男主人公遭遇的變故是在一樁交通事故中，他頂替自家大哥蹲了兩年半的牢房，剛剛出獄。這個人的腦子仿佛也有“事故”記載，他的行為方式一副搭錯神經的樣子：當初進去時是夏天，他穿著短袖出來，凍得不停地抹鼻涕，卻不知道給自己買衣服，而花錢給媽媽買了件漂亮毛衣。他付不了飯錢被送往警察局，接他回家的弟弟說希望別影響自己的生活，他只是憨厚地笑笑。

但是也許，這位叫做洪忠都的男人保有一顆純樸的未經污染的心靈，而我們衣服下面的那顆才是傷痕累累的。于是他的善良成了這個世界和他人一劑“毒藥”，令所有的人們吃不消。

他提著水果籃看望車禍中被壓死那人的家屬，遇到了他的女兒，一位腦癱病患者，四肢蜷曲不能正常行走，隨時都像是在做怪臉。扮演這個角色的女演員文素麗為此接受過六個月的專門培訓，將這個殘疾人演繹得有聲有色。我們的男主人公洪忠都不管怎么說，也算是長得一表人才，卻愛上了她。女孩的名字“恭洙”的發音與“公主”相似，于是他稱她為“公主殿下”，公主稱他為“將軍”。

“你為什么送我花？”“公主”扭著怪臉問道：“你最喜歡什么顏色？”“你最喜歡什么季節？”“你最喜歡的食物是什么？”不可思議的一對人兒之間，有著最為溫柔的情感交流。

逛街、乘坐地鐵、半夜煲電話粥、他們與其他戀愛中的年輕人一樣。有些話必須在電話里說——“我喜歡你的聲音，特別動聽?！保ü鳎澳悄悴幌矚g我的臉啦？”（將軍）這位李滄東應該沒有接受過“貧困人口”、“弱勢群體”之類意識形態的教化，沒有突出他們的貧困、物質上的匱乏，以及由此導致的精神委頓、動作遲緩，像在某些中國電影中經?？吹降哪菢?，而是特別關照他們不為人所知的內在世界。

心誠之至，金石為開。小小的奇跡伴隨著他們，他們周圍不時出現一些幻象?！肮鳌背鰣鲋?，那只在屋子里飛來飛去的白鴿子，伴有“滴——滴”的人聲哼哼，立即將觀眾帶入另一個奇異的世界。當他們夜歸回來，感情達到極致時，音樂中房間里走出了一頭小象、一個美麗的印度舞女、一個拋撒花瓣的花童，他們圍在一起含笑跳舞，“公主”也暫時擺脫了殘疾。由于整個影片是嚴格的紀實風格，這些幻境只是高濃度情感的積累和釋放，因此并不顯得突兀和煽情，而是十分協調，感人之至。

他們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秘密世界里。周圍人越是將他們放棄和遺忘，他們才越是能夠守護自己的秘密和美好。不管是“公主”的哥嫂，還是“將軍”的家人，他們看上去從身體到頭腦都是健全的，然而心靈卻是殘缺的，那么冷漠、勢利。一旦他們粗暴地闖入這二人世界，這份美好就被徹底打碎。他們做愛時被發現，“將軍”再度入獄。

他從警察局逃走，爬上“公主”的窗戶外面的那棵樹，剪掉樹上的枝椏，因為“公主”多次表示，夜間這些枝椏的影子投在她房間里一副叫做“綠洲”的畫像上面，令她十分害怕。前來追捕他的警察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最近看完這部電影，令我白天夜晚走在路上看到地上的樹影，都會怦然心動。真理與個人（秘密）相隨，殘酷和美并存，是李滄東影片的特色。

三

2010年李滄東的這部新作叫做《詩》。在被問及這樣的題目不會影響票房時，他答道：“我想電影既需要觀眾，也需要一個夢想?！彪娪靶枰皦粝搿?，這聽上去有點古怪，因為由光影構成的電影本來就不是“實際”的，觀眾去電影院也不是為了得到二兩黃金，然而在這個功利主義的世界上，電影的本性以及其他許多事情的本性被人們一一拋棄。有評論說，李滄東的電影是針對后現代消費主義的一種回應，是十分中肯的?！对姟帆@戛納電影節最佳編劇獎。

在解釋這部影片的立意時，導演說：“如果一定要比較，那么《密陽》就像在訴說被害者的故事，而《詩》則像害人者的痛苦描述?！边@回“事故”的矛盾依然尖銳。被害者是一位十六歲的中學少女，被同年級六個男生強奸投河自殺。該女生家境貧困，寡母在田間勞作勉強維持生計。若是放在中國，這個故事很容易被演繹為受歧視的邊緣人群與“富二代”之間的社會問題。

前面說過，李滄東不具備這樣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影片聚焦于其中一位少年的外婆楊美子身上，對于少年本身著墨不多，他看起來像消費虛無主義年代最常見的那種年輕人，麻木不仁，無動于衷，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少年的母親離婚在外地，他應該承受的心理、道德等壓力，轉移到了撫養他的外婆身上。

外婆美子靠社會救濟及幫人做工貼補生活，收入微薄，居住狹窄，已經出現老年癡呆癥狀。她同樣沒有因此陷入精神困頓。她的不同尋常在于特別愛美，注意打扮，尤其是報名參加詩歌班，因為她從小喜歡花朵和喜歡說一些怪里怪氣的話。她的確經常走神，思緒忽然就飄到了別的地方，這看上去一點也不矯情，也可以用老年癡呆癥來說明。她參加詩歌班沒有什么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是想完成老師布置的“寫一首詩”。扮演美子的演員尹靜姬是當年韓國文藝片女王，息影15年重新出山，年屆七十，優美高貴的氣質卻令人印象深刻。

故事的張力在于：一方面，她想寫出一首詩來，一方面卻要應付孫子參與犯罪留下來的嚴重后果，兩者形影相隨。美好的轉折處是殘酷，反過來，殘酷的轉折處是美好，它們都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但是就是這樣奇特而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如同白天與夜晚一樣節奏分明。它們互相覆蓋，又互相揭示。

其余五個同學的家長希望用錢來解決問題，提出一共賠償3000萬韓幣，這意味著每家要承擔500萬韓幣。這對于美子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替女兒著想的堅強的外婆又不愿意向女兒開口。她甚至沒有主動向孫子問起那件可怕的事情。

影片中最不堪的是這位60多歲的老婆婆，還要與她所伺候的中風老頭做愛。這讓人絕不愿接受，卻又不忍回避。這處于彌補和贖罪的沖動，想要填補生命的遺憾和這個世界的缺陷。人在精神上的這份沉重，非那句流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所能囊括。每個人有她（她）自己的救贖方式，救贖肯定是一件最困難的事情。

面對和處理生活中的傷痛，她不喊不叫，不發泄不推卸，有著自己的獨特方式，這也是李滄東的方式。面對不管是殘酷還是美，他是那么節制和有分寸，好像這兩者都是生活中的野獸，需要將它們牢牢制服。

她終于寫出了自己的那首詩“你那里好嗎?/　還是那么美嗎?/你能收到我沒敢寄出的信嗎？/我能表達自己不敢承認的懺悔嗎？/時間會流逝，玫瑰會枯萎嗎？”詩的后半部是那個死去的女孩子朗讀的，她重新出現在將她沉沒的河面上，而美子不知去向?！笆菚r候該道別了/隨著黑暗的降臨/蠟燭會再次點燃嗎？我祈禱/沒有人再哭泣”。

在回答韓國人是否還讀詩時，李滄東反問記者：“中國人都不讀詩了嗎？”是啊，詩歌是我們禮遇自己的方式，還能找到比這更好的途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