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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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連遇到短缺商品如何分配的話題。先是例行的春運火車票爭議，自1999年我發表 “黃牛黨與資源耗散”已經13年未平息過，而火車票價是第15年未調整了；接著是北京市通過搖號購車來治理交通堵塞的措施；再有是上周北京推出的基于戶籍條件的房地產限購令；今天我還接受了能源行業雜志的專訪，談的是“拉閘限電”和能源的分配模式。

這些跨行業的價格管制一下子涌到桌面上來，原因之一是我向來就關心這個話題，自己談得多，別人也問得多；但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現在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誘發了形形色色的價格管制。

大家知道，關于通貨膨脹的成因，有兩派觀點。一是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為“通貨膨脹到處是且始終是貨幣現象”，而要治理通貨膨脹，唯一辦法是控制貨幣。另外一派則認為，通貨膨脹的成因是五花八門的，房價、油價、工資、甚至大蒜價格，都能造成通貨膨脹。因此，對付通脹的辦法也五花八門，限價、限購、搖號、配給和排隊，都是這一派學者津津樂道的。這一期就讓我順著后者的思路，分幾點來談短缺商品應該如何分配。

第一，是“稀缺（scarcity）”和“短缺（shortage）”的區別。稀缺是人類乃至動物均普遍面臨的基本約束。好的東西，就總是多多益善的；只要是商品，就是稀缺的。稀缺不能成為新聞，也不是經濟學家有能力解決的。能成為新聞的，能為經濟學家所討論的，不是稀缺，而是短缺，是當一種固然是稀缺的資源，其價格被人為壓低后，引發的擁堵、排隊、囤積、浪費和規避管制等現象。

這是說，當經濟學家試圖為解決春運、擁堵、樓貴、缺電等問題出謀劃策時，他們沒有本事直接提供一節車廂、一條馬路、一幢樓房或一桶石油。具體地說，火車票漲價當然不能解決一票難求的問題，即不能解決“稀缺”問題，但價格調整顯然能解決“短缺”問題，即發出正確的信號，激勵旅客早離晚返，由此緩解舉國排隊而造成的浪費。

第二，經濟學家不宜輕易假設需求沒有彈性，或說價格不起作用。事實上，人們為了追求個人目標，總是在妥協，他們可以付出時間、汗水、健康、閑暇、享受、親情、鮮血、甚至貞操和器官。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這些都能夠放棄，但調整回鄉行程表所帶來的不便，窮人就無法承受？

有學者解釋說，回鄉過年的需求剛性極強，而鐵路的運力幾乎不能提高，這種情況表示為需求曲線和供應曲線平行，所以始終存在黃牛黨牟利的空間。這種說法有自相矛盾之處：兩條被視作平行的需求和供給曲線，怎么會在加上區區黃牛費后就相交了？

實際情況是，需求和供給都并不缺乏彈性，黃牛價接近市場價，而機票價就是火車票的上限價。在高峰期，需求和供給曲線的交點確實會高一點，但把它們說成是不相交的平行線，那就變成幾何學游戲了。這種形狀的曲線，在真實世界里罕見對應的實例。

第三，學者不宜把正常商品甚至是奢侈品說成是必需品，從而套用“需求剛性”的邏輯，來為硬性限價、限購或配給政策辯護。北京的房價是高，但錯不在價格本身；恰恰是高價，讓所有人都在考慮自己應該朝哪個方向行動，如住房的人考慮是否只租不買，買房的人考慮是否買遠點買小點，造房的人考慮是否要建多點建密點，有房的人考慮是否把房子騰出來出租甚至出售……

遺憾的是，房價這一本身在發揮作用的指標，卻被一些經濟學家視作要直接治理的對象。我們沒有見過有哪位醫生，不去考慮治病，卻盯著溫度計打主意的；然而，主張用行政手段來把房價壓下去的經濟學家可不在少數。問題是，如果說有瓦遮頭是必需消費，有房可住是正常消費，那么在國際大都會買得起房，就應該是奢侈消費。有什么理由硬說買房是“北京人必需的”，而重啟戶籍管制來實施配給和限購？

設想一下，若規定只有出生時姓李的人才準購買一套房子，那除了誘發許多弄虛作假的社會成本外，確實可以在短期內抑制購房需求和壓低房價。問題是，為什么要這么做？這么做有什么好處？這么做與按戶籍來限購有何本質區別？我的回答是：沒理由只讓姓李的人買北京的房子，這么做對北京或對中國都沒有好處，而這么做與按戶籍來限購的政策沒有區別，同樣糊涂。

第四，可以用補貼來幫助窮人。我在本欄的“論堵”一文中解釋過，一種商品，即使它的供給沒有彈性（如高峰期的車道或車票），或由壟斷組織操控（如土地或石油），用價格來分配這些商品，也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那就是能促使資源被用到價值較高的用途上去。每當提到這個觀點，人們經常會追問：“窮人怎么辦？”答案是：不一定但可以考慮采用補貼。

在對稀缺品實施按價分配的同時，若確實要幫助窮人或某種特定人群，那就不妨把他們先識別出來，然后給予補貼。例如，要幫窮人改善營養，那就不僅可以把牛奶送到窮人手上，還可以給窮人發放牛奶券，讓他們在市場上選擇他們喜歡的品牌。更好的辦法，是給窮人發放更為通用的營養券，以便他們在牛奶和其他食品之間自行權衡。再進一步，就是發鈔票，那是最通用的補貼。憑著鈔票，窮人可以選擇一間較亮堂的房間，同時放棄二十瓶牛奶，來改善他的健康狀況。須知增進自由所帶來的效率改進，是定質定量定向補貼所無法企及的。

這是說，讓車票價格浮動的同時，給“窮人”以鈔票補貼，他們就自然會善用鈔票，而窮人顯然未必會用來購買高峰期的車票。結果將是皆大歡喜的：窮人購買非高峰期的車票，并把剩下來的錢用于別處，從而得到了比在高峰期回家更高的滿足；需求高的人能夠輕易地買到高峰期的車票，他們額外多付的鈔票，是通過他們替別人勞動而賺取的；而鐵路因為漲價所收取的額外利潤，也可用于慈善或投資項目。

這種制度安排，難道不比讓窮人在寒風中排隊，能更有效地幫助他們，并帶來更大的社會福利？同理，允許擁堵費自由浮動、電價自由浮動、房價自由浮動，并給予那些經過合法程序被認定為值得補貼的人以鈔票補貼，顯然比用限價、限購、搖號、配給和排隊來分配稀缺品要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