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葉拉金是蘇聯著名小提琴家，在嚴酷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憑這一技之長，再加幾分運氣，有驚無險地度過一次次“清洗”。二戰后，他輾轉來到美國，曾在休斯頓交響樂團擔任第一小提琴手。到美不久，他寫下《馴服的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翻譯出版），生動、細致地記錄下當時蘇聯音樂、戲劇界的時代場景。許多“大場面”因總被“歷史”記錄而眾人皆知，但越“宏大”往往越“抽象”，很難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而此書中許多不為歷史記錄的細節，卻讓人感同身受，不能不發“似曾相識”之慨。

一

1929年夏，19歲的葉拉金與父母的“公民權”都被剝奪，因為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資本家，而在工廠當總工程師的父親是留學德國、英國的工程師。他記得，公民權被剝奪后家中的電話就被拆走，拆電話者只說了一句話：“沒有公民權的人無權使用電話?！北粍儕Z公民權，在就業、居住、上學等方面都困難重重，受到嚴重歧視。這年秋天的一個深夜，他與父親同時被捕。三個月后，他被無罪釋放，但其父仍在獄中，六個月后，父母一同被送往西伯利亞流放。

雖然他被釋放，但仍無公民權，只得通過關系在一些劇團打零工，在樂隊人手不夠時臨時拉拉小提琴。因為他母親酷愛音樂，早早為他請了名師做家教，沒想到這一技之長此時派上了用場。由于技藝出色，更加此時蘇共強調藝術在建設新社會中的作用，藝術家往往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所以僅僅一年之后，他在1930年就恢復了公民權，工作也由“臨時”而“轉正”，在著名的瓦赫坦戈夫劇院任提琴手。劇團的領導機構是 “藝術協商會”，1933年秋，他居然成為藝術協商會音樂部3名成員之一，有權對一切有關音樂問題投票，可以對其他一切問題發表意見。他感嘆道：“在短暫的三年里，命運引導著我穿越蘇聯社會里的迷宮。我由社會的棄兒變成了受到克里姆林宮特殊庇護的蘇聯最優秀的劇院中的藝術協商會的一員?！保ǖ?3頁）

瓦赫坦戈夫劇院當時與莫斯科藝術劇院齊名，擁有一大批來自各行各業的追隨者。其中有年輕的大學生，有專業人士，更重要的是有不少政府官員和追隨列寧的老布爾什維克，還有令人色變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高官，重權在握的蘇維埃政治警察。高爾基也是這家劇院的熱情支持者，他不止一次說，這是蘇聯最優秀的劇院，演員是莫斯科最優秀的演員，曾把自己的劇本交該團演出，以示支持。演出時，政府、軍界要人紛紛出席。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著名理論家的文章，表揚他們的演出。這些，鞏固了劇團在蘇維埃藝術界和官方的地位，劇團所有團員立刻成為社會中的 “新貴”。他們在“嚴酷年代”的特殊待遇，與我國“文革”中“樣板團”的待遇非常類似。

此時，蘇聯正經歷著從1930年開始到1932年達到高峰的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大饑荒，農村餓殍遍地。劇團經常到全國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沿途景象令人觸目驚心。農村的集體化、大饑荒使國內形勢更加緊張，為加強控制，1933年春開始，全國重新發放居住證，那些舊政權時代有“歷史問題者”、“流放者”、資本家、富農等都被逐出大城市，他們的子女也失去上學權，并被逐出大城市，僅莫斯科就有上百萬人被趕走。但這一切仿佛與瓦赫坦戈夫劇院無關，他們的特殊地位有特殊人員保護，因此依然過著恬靜舒適的生活。物資緊缺，他們可以到“特供”餐廳吃飯，可以到“特供”商店買到市面上沒有的商品。

葉拉金本人很容易得到了在莫斯科的居住證，更不可思議的是，他母親竟也從流放地西伯利亞回來得到了在莫斯科的居住證。1935年8月他父親在西伯利亞病逝，寡母無依無靠，只能回莫斯科投靠兒子。為了讓他母親得到居住證，劇團領導魯斯拉諾夫通過關系找到了莫斯科警察局負責發放居住證的科長，科長對他難得地禮遇有加，耐心備至，但了解其父情況后，還是表示無能為力。于是，劇團領導通過更硬的關系找到了權力無邊、讓人聞名色變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位于盧比揚卡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前身即大名鼎鼎的“契卡”，負責“肅反”、“大清洗”。葉拉金沒想到，他剛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辦公室，就拿到了已經準備好的“推遲七日放逐”其母的一紙批件。事緩則圓，此時能有7天的時間，實屬難得。

當天深夜，已經入睡的母子突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原來是來過多次的警察又來逼其母離開。手拿一紙“批件”的葉拉金心里有底，開門后故意問兩個人高馬大的警察：“為什么不讓勞動人民睡覺？”一個警察兇惡地問：“叫葉拉金娜的女人走了嗎？”他明知故問：“當然沒有走，她為什么要走呢？”“別廢話，公民！我們不是在玩游戲。過來，希多羅夫！”一個警察一邊叫另一個警察，一邊把他推開。這時，他再次擋住兩個警察，把批件拿給他們。他如此形容當時情景：“他大惑不解，額頭滲出了汗珠。他像所有的蘇聯官僚一樣傲慢無禮，但一見到權勢也害怕。即便只是一個公章或者簽名?！边@個警察并沒有裝模作樣去保持他的尊嚴，一看見文件上的簽名是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立刻改變態度，低聲下氣地說：“我道歉，同志。您知道，我們只是在執行命令。我們走，希多羅夫！再見，晚安?！背鲩T時，兩個警察盡量讓他們沉重的皮靴不出聲響。第二天，劇團一位著名演員要他抓緊時間給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寫個申請報告，說明自己藝術活動對國家、社會的重要性，母親與他一起可為他的藝術提供更好的家庭環境。當他對這篇“作文”能否起作用表示懷疑時，這位演員對他說這是劇團領導的意思，因魯斯拉諾夫在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有許多朋友，但是，“他們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管有多么愚蠢，只要符合邏輯就行?！惫?，他母親得到了在莫斯科的長期居住證（第54－62頁）。

魯斯拉諾夫很會利用這種特殊地位與各級領導“拉關系”，給劇團帶來很多好處。有一次他們劇團到烏拉爾工業區巡回演出，回程中因運輸緊張，他們的專用車廂被列車甩在一個小站，久久無法離開。劇團一位領導一次次請求站長，后來與站長理論、咒罵，都無濟于事。一夜過去，與這位領導不和的魯斯拉諾夫在眾人哀求下才慢騰騰地走到站長室。他打了幾個電話，不久，一個當地國家政治保安局特工就帶著一條大警犬來到車站。魯斯拉諾夫這才走出站長室，站長則謙卑地手拿自己的紅色帽子緊隨其后。這時一列載滿外國游客的豪華列車駛過小站，站長緊急命令列車臨時停車，掛上他們的車廂。列車緩緩駛出月臺，站長一直驚恐不安地手捧紅帽站在月臺目送他們離去（第47－48頁）。

也是因為魯斯拉諾夫的疏通，劇團演員公寓才按時竣工，他理所當然兼任公寓經理。著名藝術家阿歷克塞·波波夫從瓦赫坦戈夫劇院調到紅軍劇院任導演和總監，仍住這座公寓?？釔垧B花的他在五樓陽臺養了許多花，由于空間不夠，他用金屬條把一些花盆牢牢固定在陽臺外的欄桿上。一天，公寓管理員給波波夫送來了魯斯拉諾夫寫的便條，口氣非?？蜌?，請他把花盆搬到陽臺內，以防花盆掉在房客的頭上。波波夫當即就回了一張便條：“請別擔心我的花盆。它們固定得很牢靠，不會掉在任何人的頭上?！笔盏奖銞l，魯斯拉諾夫以一紙正式通知作答，要求他把花盆搬回陽臺。波波夫根本不理會這份通知，但第二天早晨，區警察局警察就帶著區警察局長的命令，要波波夫立刻搬走花盆，“因為它們給居住在樓內的蘇聯優秀戲劇藝術家的生命造成危險”。波波夫也同樣神通廣大，翌日就拿到了莫斯科市警察局長的批條，說區警察局長簽發的命令理由不充分，因為花盆不會給樓內居民造成任何危險，“因此阿歷克塞·波波夫同志有權把上述提到的花盆固定在陽臺外面的欄桿上”。魯斯拉諾夫當然不會善罷甘休，當天就找到蘇聯全國警察總部部長，拿到他的批示，宣布莫斯科市警察局長的命令作廢，必須立刻搬走花盆。波波夫急忙找到紅軍總司令、國防部人民委員、政治局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元帥立即寫信一封，措辭嚴厲，命令“立即停止對紅軍劇院導演阿歷克塞·波波夫同志的無聊騷擾”，因為他在紅軍劇院的重要創作活動需要安寧舒適的環境。讀完此信，魯斯拉諾夫立即拜見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加里寧，當即得到加里寧要求搬走花盆的手令。比加里寧權位高的只有斯大林一人，看來波波夫未找到斯大林，最終只得把花盆搬回陽臺里面（第50－51頁）。

但是，隨著“大清洗”越來越嚴酷，“我們舒適的生活走到了盡頭，不再享有優待和特權。我們不得不離開蘇維埃的天堂，下降到1937年危機四伏、兇險莫測的人間?！彼麄儓F一位女演員的丈夫是外貿部長，在一個夜晚夫妻雙雙被捕，丈夫被處決，妻子被投入勞改營。劇團剛來不久的黨委書記也以“日本間諜”的罪名被捕入獄。一位青年演員在工資不高的一家工廠俱樂部兼職。一天俱樂部讓他粉刷墻壁，他先取下斯大林肖像，靠在對面墻上，然后又取下墻壁上的其他畫一幅幅靠在斯大林畫像上。這時，俱樂部主任進來檢查進度，立刻注意到對偉大領袖畫像不敬的駭人情況，立即將這位年輕人抓住，然后打電話給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大約半個小時后就被押上車帶走。幾天后，葉拉金等人代表劇院到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打聽情況，設法營救，但完全無能為力（第166－167頁）。

這一張居住證、一節車廂、幾個花盆、幾幅畫，都與權力緊密糾結，反映了權力的無孔不入、無所不能，反映了權力的等級森嚴。權力不僅掌控、支配了人們的政治生活，而且滲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受限制的權力必然是人治，在“權力者”面前，并無升官發財之想的升斗小民為了生存也只能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管住“人”就管住一切，“藝術”當然也被權力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