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都是因為這些詭計和陷阱被巧妙地包裝為極具欺騙性和麻痹作用的“金融創新”，誘導了消費者為追求中產階級生活而不負責任地盲目舉債，非理性消費，同時刺激了追求高收益的、不了解真實情況的投資者卷入了對復雜結構性投資產品的瘋狂追逐。對此，奧巴馬曾經有一段精辟的評論，他說：“近些年，金融創新者為獲得市場競爭優勢，生產了大量新的和復雜的金融工具。這些產品，如資產擔保證券，原本是為了分散風險的，但不幸的是最終卻導致了風險積聚。貸款出售給銀行，銀行將他們包裝成證券，投資者購買證券對其中可能的風險幾乎一無所知。太好掙錢了。但這些計劃都是建立在一堆沙子上。對此種產品需求增長時，貸款人就降低標準吸引更多的借款人。許多美國人買了證券，借了錢，并沒有充分了解其中條款，并且通常也不接受責任?！币簿褪钦f，導致危機的源頭就在消費信貸上金融機構不負責任的放貸，而美國中產階級卻稀里糊涂地借貸和非理性的消費。

追根溯源，伊麗莎白·沃倫認為，問題的癥結就在于危機前華盛頓整個監管框架的設計都是為了保護銀行的盈利，沒有一個機構是用來看護消費者的。聯邦層面有5個銀行監管機構，聯儲、貨幣監理署、儲蓄監督辦公室、聯邦存款保險機構、全國信用聯合管理局和聯邦貿易委員會與州監管當局構成了一個多重監管體系。但多重監管不但沒有形成加強監管的協同效應，反而形成了各監管機構競相放松監管的惡性競爭。導致惡性競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監管者預算很大一部分來自被監管銀行或金融機構繳納的監管費用。此外，在聯邦層面，監管權力與監管動力不匹配。負有保護消費者職能，對消費金融產品享有監管權力的機構，缺乏保護消費者的動力，因為消費者保護不是它們法定的核心使命，金融安全和穩健才是其首要職責，如貨幣監理署、聯儲、證交會等。對于聯邦貿易委員會，其主要職責本來是負責保護消費者的，可它卻不享有銀行監管的權力。鑒于此，沃倫認為，需要設立一個獨立的、專門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新機構來解決這個不平衡的問題。而且她堅持認為，這個機構必須是強有力的。

沃倫在金改中捍衛美國中產階級利益立場上的鮮明態度和堅定立場為她贏得了 “中產階級英雄”的美譽，2010年4月美國《時代》雜志封面文章（《負責清理亂象的婦女們》）將沃倫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主席和證交會主席（均為女士）合稱為“華爾街的新警察”（NewSheriffsofWallsStreet）。金改法頒布后，奧巴馬將她任命為總統特別顧問，負責新消費者金融保護機構的籌建提供顧問服務，包括負責推薦新機構主任人選。盡管如此，不喜歡她的人譏諷她為 “自以為是的十字軍”。暗示其徒有虛名，難有作為。實際上，在2010年6月的一次媒體訪談中，在談到自己在華盛頓的經歷時她表示，自己沒有充分了解這個地方。她意味深長地說：“也許我離華盛頓比以前近，但仍然不是內部人?！?

新的消費者機構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機構，金改法又賦予了它哪些法寶，它到底能給中產階級帶來哪些福音？且看下期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