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演論》在近代中國影響如此巨大，主要因為它為近代中國的變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和思想資源。

鴉片戰爭使中國面對一個更強、更先進文明的挑戰，但中國的變革卻極其緩慢，遇到頑固守舊者的強烈、巨大的反對。連林則徐、魏源為和侵略者作戰而了解敵情都被斥責為 “離經叛道”，“知夷”、“悉夷”竟被認為是可恥之事。學習外語、修鐵路、造輪船、制造槍炮及引進現代化大機器生產等等現代化事業都被指責為 “大逆不道”，是用“洋人之法”取代“祖宗之法”，阻力重重。更進一步的“政教之變”，更是難以言及。面對守舊者以“綱常名教”、堅持“夷夏之防”等巨大深厚的傳統思想作為反對變改的根據，國人仍多抱中國是“天朝上國”心態，抱殘守缺，麻木不仁，反對學習西方的現實，改革者只能以實際的需要作為求“變”的借口，卻一直提不出新的學說作為自己的理論根據和思想基礎。

嚴復介紹進化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說明“物各競存，最宜者立，動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不能不變。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引進中國，的確“生逢其會”，適應了中國社會的需要。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西方曾是弱肉強食的理論根據，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卻成為弱者奮發圖強的有力武器，確值得深思。這說明，理論本身的“言詞”并不十分重要，關鍵在于這種理論由誰掌握，又是被如何運用的。由于緊扣中國社會的脈動，嚴復對讀者進行了成功的“引導”，一部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書在近代中國卻成為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書。深通西學卻又不食洋不化，源于嚴氏對本土社會有著真切了解。這種態度，今天尤應珍重。

戊戌維新失敗，嚴復的心情極其沉痛，曾寫詩以表心志。他在膾炙人口的“戊戌八月感事”中寫道：“求治翻為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來。臨河鳴犢嘆，莫遣寸心灰?！北磉_了對光緒帝和維新黨人的深深同情，對遇難“六君子”的深沉哀悼，譴責慈禧太后鎮壓變法運動的罪惡，勉勵自己身臨逆境不要灰心喪氣。

1900年義和團運動發生，他離開天津來到上海，此后過了相當長一段不安定的生活。但在漂泊之中，他仍“致力于譯述以警世”，到1909年止，先后翻譯出版了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穆勒名學》、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這些譯作，部部都是“對癥下藥”，把現代西方富強之本、中國人聞所未聞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自由主義哲學、法學、社會學、邏輯學第一次較為系統地介紹進來，為中國迫切需要的“新知”的引入奠定了重要基礎，為中國思想界引進了豐富的新資源。正是這種新資源，使中國思想界不久就“面貌一新”。

三

然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尤其是對辛亥革命，嚴復總感格格不入，并抱日益強烈的敵視態度。同時，在思想上他開始“回歸”中學，對中國傳統思想大唱贊歌，而對自己當年大力譯介的西學持日益強烈的批判態度。

他此時認為，西方“三百年來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歐洲三百年科學，盡作驅禽食肉看”。而中國的“一線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現在一線生機，存在于復辟”?？傊?，中國的“圣哲教化”、“四書五經”和君主制才是救世的“最富礦藏”。這種思想，對他此時的政治活動有著直接的影響。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不久又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為了復辟帝制，袁世凱通令各省尊孔祀孔，成立孔教會，嚴復帶頭列名為孔教會的發起人之一。1915年，袁世凱終于稱帝，嚴復又成為其御用團體“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后，嚴復的處境頗為凄涼，終于1921年在家鄉福州病逝。

對嚴復晚年的思想轉變，歷來歧說紛呈，褒貶不一?，F在，又有論者以自認的西方最流行的“后現代”理論為據，盛贊嚴氏的這種轉變是因其 “對于現代性的負面效應始終持警惕態度”，“一開始就對現代性有異乎尋常的認識”…… （《理解嚴復》，《讀書》1998年第11期）這些學者不是從中國的語境出發，而是把西方的問題作為中國的問題，如西方流行“現代性危機”、“消解啟蒙”，這些學者為迎合所謂世界 “學術前沿”，甚至扭曲中國社會現實，認定中國也進入了“后現代”社會，當務之急不僅不是“現代性追求”，不是更加開放，反而是對“現代性”進行批判，是以所謂“后現代”、“后殖民”理論對“理性”、“啟蒙”、“自由”、“民主”等進行消解，不如此，便是“跟不上國際學術潮流”。

這種脫離本土的“前沿”與既得利益權勢實際不謀而合，所以上述要人們從此角度“理解嚴復”的論者有意對嚴復的轉變與其擁袁稱帝間的關系語焉不詳，想來還是羞于承認在“中國語境”中不是別人，正是所謂“現代性”的批判者其實最容易成為袁世凱一類專制者的幫閑。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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