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字又陵，1854年1月出生在福州一個中醫的家中，幼年就開始受到傳統的私塾教育，苦讀四書五經，準備走科舉入仕的舊路。但12歲時父親突然病故，家中已無力供他將來應考的長期讀書，只得另走他路。

這時，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之后正在緩慢變化，引進西方現代大機器生產造槍炮輪船的洋務運動正在開始。1867年，13歲的嚴復進入洋務派創辦的福州馬尾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開始學習數、理、化、天文、地理、航海、英語等新知識。當時，這些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末技”，富貴人家子弟入此種學堂者絕少，大都是貧寒人家子弟在無奈之中才甘受歧視進入這類學校。嚴復畢業之后，曾在海軍短暫實習，于1877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在英國留學期間，他除了進一步系統學習自然科學和海軍知識外，還研讀了許多哲學、社會科學著作。1879年，25歲的嚴復學成歸國，在母校教了一年書后就來到李鴻章在天津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此后近20年中，嚴復便一直在這所學校任職。當時留學歸來人員由于沒有科舉的“功名”，仍受歧視，所以從1885年起，嚴復連續三次回鄉參加每三年一次的鄉試，但每次都名落孫山。嚴復的仕途并不順利，不獲李鴻章重用，直到1890年，才當上權力不大的北洋水師學堂校長。

雖然仕途不順，但嚴復一直關心時局，深憂中國的未來，思考救國之道。甲午戰爭的慘敗使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險，給他極強的刺激，痛感不能不公開說出自己的思考，以喚醒國人。1895年，他發表了《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原強》及《辟韓》這四篇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不僅介紹了進化論，而且以此作為理論基礎呼吁中國必須急變、大變，對傳統的專制制度作了尖銳的批判。他公開論說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都是竊國大盜，“君臣之倫，蓋出于不得已也”。西方強大的“命脈”在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即追求真理、立政為公。

他認為，此二者中國雖然也有，但西方“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與不自由異耳”。因為“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西方富強的奧秘在于“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在后來的一些文章中，他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了更尖銳的批判，認為牛體不可為馬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1898年《天演論》的翻譯出版，更是風行一時。

一

此時，維新變法正處關鍵時刻，《天演論》的正式出版，猶如狂飆突起，使人驚心動魄，深受震撼，以致近代中國思想界的風潮竟為之一變。一本不過幾萬字的譯作，居然能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反響和思潮劇變，的確令人嘆為觀止。人們不能不佩服嚴復先生目光如炬，在林林總總、令人眼花繚亂的西方思潮中所“精選”者總能切中近世中國之“要害”，因此在汗牛充棟、數不勝數的西方典籍中所選譯的那薄薄幾冊，卻都影響重大，引起中國思想界長久且劇烈的震蕩。因為甲午戰爭的慘敗，中國面臨“豆剖瓜分”的亡國之險，深受刺激的嚴復決定翻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天演競爭，優勝劣敗”的“進化論”促國人猛醒，變法自強。這是“嚴譯”第一本，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本。

由英國科學家達爾文創立的進化論的基本觀點是，生物并非“造物主”創造、一成不變的，生物的變化規律是由低級到高級不斷進化。進化的原因就在于自然選擇，適者生存、進化，不適者則退化、消滅。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將進化論由生物界引入人類社會，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規律也是如此。這自然很容易得出勝優敗劣的結論，為“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提供了某種理論依據。

達爾文主義，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西方引起了長期的激烈爭論和反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認為這種理論“反道德”。赫胥黎是位達爾文主義者，卻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他這本書的主旨就是為了維護進化論的“純正”而反對斯賓塞的理論。這本小冊子的原名是 《進化論與倫理學》，其重點在“倫理學”。作者明確反對“進化的倫理”，認為這是由對“適者生存”的錯誤理解引起的。社會中的人無疑要受宇宙過程的支配，因此容易“弱肉強食”，但唯其如此，才更要強調倫理道德的作用。他的論述結果是：“社會進展意味著對宇宙過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種可以稱為倫理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結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適應于已有的全部環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倫理上最優秀的人得以繼續生存?！彼詮娬邞撟晕壹s束，幫助弱者。

但頗堪玩味的是，嚴復在翻譯赫胥黎此書時，其書名只取原書名的前半部“進化論”（舊譯“天演論”）而砍去了后半部之“倫理學”，其用心已十分明顯。他不僅寫有“譯序”，還在譯文中加了大量按語，引導讀者的思路。他之所以要翻譯赫胥黎此書，是因為此書“于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因為此書對進化論作了非常簡明準確、通俗易懂的概括和解說。但嚴復完全清楚，此書的主旨是反對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卻正是嚴所贊同的，起碼是中國變革所亟須的，因此是應介紹、引進的。所以他在導言和按語中，處處以斯賓塞的理論來反對赫氏強調“道德”的理論。

嚴復強調因為人是動物，所以動物、植物的進化規律也適用于人類社會，因此在導言中反而介紹、盛贊斯賓塞的著作：“嗚呼，歐洲自有生民以來，無此作也”。在譯到赫胥黎認為道德、天良是“保群之主”的觀點時，他立即加按語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進行詳細反駁，認為“保群”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天擇”，所以“赫胥黎執其末以齊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賓塞之密也”。他從澳洲無針土蜂幾年中就被外入的有針蜂滅絕，說到美洲、澳洲土著的幾被消滅，提醒國人意識到已經面臨滅頂之災。但他對斯賓塞“任天為治”，即全憑自然淘汰的觀點又有不滿，認為人的努力、奮斗、變革終可以“與天爭勝”，所以中國并不必然要亡，不過如果不想“亡國滅種”，就要不斷努力變化（進化），只有“變”才能“適”，只有“適”才能“強”。

其實，早在1895年開始寫的一系列鼓吹變法的文章中，嚴復已著手介紹進化論，《天演論》譯稿已在維新士大夫中間流傳。譚嗣同在看到有關文章后忙向友人推薦“好極，好極”；梁啟超讀完譯稿便開始宣傳、并以進化論作為自己的理論根據；康有為看到手稿后贊嘆道：“眼中未見此等人”。此書在1898年正式出版后，引起了更大的社會轟動，一時競談 “天擇”、“適存”……稍后的革命黨人也承認：“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于人心，中國民氣為之一變?！备鞣N救亡的社會風潮不斷，“而嚴氏之功，蓋亦匪細?！濒斞冈趲资旰筮€回憶起自己年輕時買來 《天演論》“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雖有一位本家長輩的堅決反對，但他“自己不覺得有什么不對”，一有空閑照讀不誤。胡適也回憶說：“《天演論》出版之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在中國累次戰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薄啊煅荨锔偂蕴鞊瘛鹊刃g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般愛國志士的‘口頭禪’?！痹S多人還以進化論術語來給自己的小孩取名，有人以此改名，胡適原名洪駢，讀了 《天演論》后便決定改名為“適”，字“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