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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寧冒通脹之險,也要先保經濟增長”的論點,我們早就耳熟能詳。金融危機以來,這也差不多是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共同的主旋律。美國的麻煩,在于即使進入所謂后危機時代,經濟增長還是步履蹣跚,特別是失業率居高不下。既然寬松貨幣已幫美國渡過金融崩潰的難關,再來一回,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批評意見的主要著眼點,是美國又一波寬松貨幣對全球的影響。那可是好大一個“外部性”。因為美元一身二任,既是一個國家的國別貨幣,又是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倘若美國只以本國物價指數為依歸,在CPI還沒有升到令公眾和政客不安之前不斷大手寬松貨幣,那美元作為一種可以流出的貨幣(outsidemoney),大肆流向增長較快、通脹壓力較大的新興市場的國家和地區,會不會把別人淹掉了一大片、自己還毫無感覺呢?
另外一個外部影響,是美元走貶等于別國貨幣升值。這對增加美國出口或許有利,至少很多人是這樣以為的,但對他國出口就有抑制作用。如果這些受影響國家還擔心經濟走弱或“二次探底”,那QE2也將造福美國、遺禍他人。
不過再次定量寬松對美國自己的影響究竟如何,在一流的專家那里也很有些不同的看法。本周二,格林斯潘的前任PualVolker在2010北京國際金融論壇上講,美國的失業壓力需要幾年時間逐步化解,大手松貨幣無濟于事。這位前任的美聯儲主席,本專欄曾經介紹過的,是上世紀80年代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以堅定的貨幣緊縮力挽美國通脹狂瀾的了得人物,當然知道高失業是對付高通脹的一種代價,舍不得付出必要的代價,就沒有美國經濟的未來。芝加哥期貨市場的總裁也認為,在QE1的效果尚不清楚的情況下,急急推出QE2實屬不智之舉。
比較根本的,是世行行長佐立克關于重回某種修訂過的金本位制度的意見。不談細節,重建金本位的建議在每次重大的全球性危機后都出現過。其實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多少年前就堅持非金本位不足以解決法定紙幣的問題,因為管不住貨幣當局超發貨幣的沖動,市場經濟的根基動搖,那就萬事皆休。
從這次危機及應對的經驗來看,僅從貨幣政策討論問題的確不足夠,有必要到貨幣制度的層面觀察現象、討論問題。這當然不是說,貨幣政策是松還是緊、特別是各國貨幣松緊力度之間的協調不重要。問題是,靠開會、辯論、投票等等來決定貨幣政策的松與緊,定對了好辦,定錯了又怎么辦?貨幣政策有時滯性,等到發現后果不佳,再評論、再開會、再辯論、再投票?至于各國之間的貨幣協調,像最近美聯儲的第二波寬松,選在G20之前出臺,擺明就是一個不交付國際討論的事項。對他國有影響嗎?影響到誰、誰去對付就是了。
于是訴諸金本位,以此約束貨幣當局。倘若各主要國家的貨幣都受到黃金的約束,全球金本位卷土重來,金融麻煩當然少得多了。以QE2為例,如果還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經典金本位,主要西方國家的貨幣直接就是黃金量的表達,那么除非美國財政部突然多出一大塊黃金儲備,伯南克就算有天大本領,也發不出6000億美元來購長期國債呀!在承諾以黃金為本的貨幣制度下,例如1971年以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聯儲也不容易如此寬松貨幣,因為持有美元的各國,不但可以口頭問責,還可以憑券到美國財政部兌換黃金,看看山姆大叔的承諾究竟值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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