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不在市場里、不受價格機制支配的資源，一旦投入市場，由人們買進賣出，就產生了對貨幣的需求。講過了，貨幣別無他用，無非是交易的幫手。交易規模擴大了，需要更多的貨幣是容易理解的。我們這輩人有一件事很幸運，就是親眼目睹了中國經濟從很少以貨幣運轉，轉變成要很多貨幣運轉的歷程。至于今天中國的貨幣存量對年度產出之比差不多居地球之冠，那是以前想也沒想到過的。

1978年我考到北京來念大學的時候，廣義貨幣存量占GDP的比例不過32%。這就是說，那個時代的國民經濟里，要貨幣發揮作用的地方非常少。人口的絕大多數，所謂“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生產出來農產品的大多數，在生產隊范圍內記個工分就直接分配了，那是完全不需要貨幣的?！吧唐芳Z”部分，看似穿上了一件交易的外衣，實質還是國家統購統銷，而政府為了國家工業化，又把統購價壓得很低。1斤糧食1毛錢，1000億斤也不過100億人民幣，哪里要多少貨幣為農業服務？工業都是國有的，生產資料靠計劃調撥，消費資料在低工資、低物價、憑票憑證的架構里，是商品也消費不了多少錢。至于自然資源，任你地下埋的、河里流的、山上長的、天上飛的，皆在指令計劃掌控之中，一切“非禮莫動”，有貨幣也無用。

放權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界定了產權，特別是放出了交易權。農民的糧食、棉花可以按市價賣了，工廠的產品可以按市價賣了，勞動力也是商品了，人民可以自謀職業了，國有工程師可以周末指導鄉鎮企業賺點外快，藝人可以上街市賣藝養家活口。當時《人民日報》刊發過一幅老漢賣糧大把數錢的照片，讓人過目不忘。我自己讀到過最傳奇的故事，是劉曉慶“走穴”時每天演出后和她母親一起點鈔票點到半夜兩三點——那時人民幣的面值小，真的是要數錢數到手抽筋的。把這些微觀圖像加起來，1985年廣義貨幣對GDP之比為54%,1990年為82%,1993年過100%，1997年達到124%。市場化改革讓中國的貨幣深化勢不可擋。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剛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念書時，在英文的《中國經濟評論》上讀到易綱的一篇論文。該文起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改革以來中國貨幣供給的增加，遠遠高于GNP增加值與物價指數增加值之和。根據這篇論文提供的數據，1978-1992年間，中國的現金（M0）和廣義貨幣（M2）分別增長了20倍，但真實GNP只增加了2.3倍，而官方物價指數和自由市場價格指數也只分別增長了1.25倍和1.41倍。易綱的問題是：為什么流通中的貨幣量大大增加了？那無法被GNP增長與物價增長解釋的“超額貨幣（excessmoney）”，究竟因何而來，最后又跑到哪里去了？

易綱提出的問題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力。整個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如火如荼，但有一項困擾如影相隨，那就是“貨幣超發”。貨幣少發當然不成，流通不足、打擊生產。但是貨幣供給超過了經濟運行的需要——即貨幣超發——也會帶來物價上漲的壓力。嚴重的貨幣超發，一定帶來嚴重的通脹。這是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反復強調的，也被無數經驗事實不斷驗證。1980年和1988年弗里德曼兩次訪問中國，恰恰都是中國通脹指數高企的年代，所以弗老的理論影響到中國人的經濟思維，實在很有緣分。貨幣主義認為，法定貨幣時代最要加以防范的，是政府因短期的財政壓力主動超發貨幣，帶來通脹甚至惡性通脹，最后危害人民生活和經濟增長。至于怎樣才能做到貨幣供給可控，弗里德曼的主張是“準則高于權威”，也就是美聯儲干脆像計算機一樣，恒定讓貨幣供給略高于經濟增長率3-4個百分點，堅持執行，對任何經濟、政治壓力一概不予理睬。

美國那樣的經濟，究竟能不能以略高于經濟增長率的速度供應貨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從改革以來貨幣供給就一直大大高于經濟增長。這就帶出很多不同的解釋，比如“物價指數低估”、“強制儲蓄”、還有什么“貨幣懸浮”等等。易綱的論文提出了一個新的假說，即“貨幣化進程增加中國經濟對貨幣的需求”，并用1978-1992年中國經濟的數據予以嚴格驗證。這里，“貨幣化”就是指國民經濟從計劃統制、自給自足向市場體系的轉化，諸如農產品市場化的發展、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民營企業的增長等，都帶來新增的、“額外的”貨幣需求，從而使經濟運行中貨幣用量增加，也解釋了“超額貨幣”的來龍去脈。

我認為這篇論文最重要的地方，是把制度變遷帶到了宏觀經濟分析之中。很清楚，根據“貨幣化增加貨幣需求”假說，恰恰是制度變動帶來了對貨幣需求的變化。具體到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國能不能僅僅按照“比經濟增長略高一些”的水平來控制貨幣供給呢？答案是不行的。因為那樣就滿足不了貨幣化進程對額外貨幣的需求，不但抑制經濟增長，而且抑制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如果對農民、農村和非國有部門的制度變遷熟視無睹，照貓畫虎地套用成熟市場經濟的 “貨幣準則”，那絕對是要壞事的。這不是說貨幣主義失靈，也不是說那時中國就不存在貨幣超發。要點是，脫離具體的制度約束條件，即使通行天下的貨幣主義原理也不能為轉型中國自動提供制定正確貨幣政策的根據。

1995年底我回國以后，看到中國經濟的貨幣深化方興未艾。經濟邏輯很明白：隨著一樣樣產品的商品化，生產出產品的經濟資源就有了可預期的未來貨幣收入流。于是，資源就有了資本化的可能。農地資產、勞力資產、建設用地資產、城市房屋資產紛紛登場，也正在這些資產不斷流轉的市場過程中，產生了更巨量的貨幣需求。想想一幅城市土地的圖景吧，過去政府一道命令說劃撥給誰就劃撥給誰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貨幣？城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規模的土地拍賣要“吃”掉多少貨幣??！城鎮的房改房也是這樣，過去單位分房子抓鬮排號，麻煩是麻煩，但那是不花錢的麻煩。房地產市場化之后，同樣的房子在很多居民家庭之間轉手，人們消費房子，房子就非消費貨幣不可。

所以，易綱那篇論文抓住的問題不但延續下來，而且越發引人注目。還是貨幣增加的幅度高于經濟增長與物價指數之和，只不過“超額貨幣”的絕對量和相對量都變得數目更加巨大。更具特色的，是中國與多數發達國家走過的路徑不同，在那些地方，貨幣存量占GDP之比超過了90%的高點就掉頭向下。而中國的貨幣軌跡是繼續攀升，直到廣義貨幣存量占GDP之比超過150%、甚至達到當下的180%。我們也許需要新的驗證，看看資產市場化是不是比產品市場化帶動更高的貨幣需求？不過在得出結論之前，制度分析還可以引出另外一個方向的問題：如果貨幣深化的進程停滯或逆轉，那么過多的貨幣存量將因此減少了“消費需求”，就轉而壓迫一般物價與資產價格，引發通脹與某些資產價格的狂漲。

周其仁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qrzho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