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是一個歷史事業和運動的話，那么，二戰后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則把這個事業和運動推到了輝煌。然而，這種輝煌十分短暫。1950年代初，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率先系統反思和挑戰蘇聯模式，開創了對社會主義制度漫長的改革歷史。中國的經濟改革從1978年底正式開始，而序幕則是在1977年就悄然拉開了，其標志就是重新認識南斯拉夫。這時，距毛澤東逝世還不到一年。

啊，朋友再見！

1977年5月24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電賀南斯拉夫總統、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85歲壽辰，隨后向鐵托發出訪華邀請。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鐵托訪華。如果說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是中國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重建關系的標志，那么，1977年鐵托訪華則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開始承認社會主義制度多樣性，并愿意訴諸改革的起點。

南斯拉夫是第一個“離經叛道”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和鐵托分不開。1948年，當斯大林在世界范圍內如日中天時，敢于挑戰斯大林的，惟有鐵托。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承認南斯拉夫獨立的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取消蘇聯模式的唯一規范。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從教條主義、意識形態出發，繼續視南斯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之后，與蘇共的分歧之一，就是關于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新立場。在那場國際共運史上著名的中蘇論戰中，中共洋洋灑灑發表了 “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其中，1963年9月26日的第三評就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文章以南斯拉夫憲法支持發展私人資本主義政策、取消計劃經濟、實行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取消外貿國家壟斷等等，來論證南斯拉夫的背叛，把蘇聯和南斯拉夫通通看著修正主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說是為了反修防修，那么，撥亂反正，與典型的“修正主義”南共聯盟重建關系自然具有特別的意義。

其實，即使在“文革”期間，中國的有識之士，包括相當多青年，并沒有放棄對南斯拉夫的獨立思考。人們從有限的資訊中，調整對南斯拉夫的看法。比如內部發行的書里，有1962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今日歐洲內幕》，作者是美國人約翰·根室；還有1963年出版的、曾任南斯拉夫副總統的德熱拉斯的 《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告訴了一個和官方說法不同的南斯拉夫。人們還狂熱地喜歡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都會唱那首深情有力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對于南斯拉夫的親切感由來已久。所以，在歷史轉折時，突破，從南斯拉夫開始，合乎人心。在冷戰還沒有結束，中國還沒有改變稱蘇共為修正主義、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的時候，中國同南斯拉夫關系的解凍，不是出于國際政治的需要，而是出于國內改革的需要，基于“文革”的教訓，教條主義的后果，尋求可以調整和改革的可能。不能效法英、美，在同宗同種、信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南斯拉夫是最佳選擇。

起了關鍵作用的，是1978年3月中國共產黨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對南斯拉夫進行的三周訪問。團長是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李一氓，副團長是副部長喬石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他們受命實地考察、接觸，說明南斯拉夫的基本狀況，提出中共與南共聯盟恢復關系與否的意見。對于南斯拉夫的企業工人自治和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中國人都是聽來的，因為批判而熟悉。此次親見，印象深刻。于光遠說，這次考察形成了一個概念：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他們向中央提交的報告，肯定了南斯拉夫的實踐。而在1978年7-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介紹考察情況，使南斯拉夫成為與會者接受社會主義模式多樣性的一個例證。8月14日，也就是距鐵托來華整整一年的時候，華國鋒率團出訪南斯拉夫，對于工人自治、企業自主權、對外貿易、利用外資等等都有了切實的觀感。在貝爾格萊德，他們對農工商聯合企業印象很深。1980年5月4日，鐵托逝世，華國鋒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參加葬禮，意味深長。

南斯拉夫每年舉辦一次大會，匯聚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流派的研究者。比如，1980年的“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大會，在于光遠的支持下，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副所長蘇紹智（1923年生）參加了。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出席，往后他又去過三次，成為國內對世界上各種馬克思主義接觸最早的學者。他轉而把這些思潮流派介紹給國人，對于沖破教條主義，反思以往的道路和思想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

匈牙利熱

南斯拉夫是一個反抗蘇聯并敢于受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幸它離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心稍遠，走獨立道路的過程相對比較平穩。而匈牙利，則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巨大代價，那就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它造就了一個被歷史記住的納吉。中國選擇的第二個改革國家是匈牙利。

還是于光遠，1979年率團考察匈牙利，和蘇紹智一起著有《匈牙利經濟體制考察報告》。1980年，三聯書店還出版了兩位匈牙利人的著作《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同年，社科院蘇聯東歐研究所也編輯出版了《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在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組織的《國外經濟學講座》中，蘇紹智專講匈牙利經濟學界論經濟體制改革。

從報紙上，人們看到匈牙利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費倫茨·豪沃希對西德《明鏡》記者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大多數匈牙利家庭會像現在這樣擁有從電動剃須器到自備小轎車共30到35種家用電器和設備，還有私人住宅和用來度周末的鄉間別墅。人們提出疑問：如果改革失敗，經濟停滯不前了，會走中央集權制的回頭路嗎？我的回答是：不可能，這無疑是一條倒退到石器時代的道路?！边@些話，鼓舞著對改革充滿了憧憬的國人。

1983年10月24日—11月18日，有匈牙利經濟改革之父美譽的涅爾什，時任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國民議會貿易委員會主任率領代表團來訪，他帶來了全國領導干部培訓中心主任，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家銀行副行長，以及財政、稅收、計劃、價格、勞動工資等專家，以先行者身份，給中國當“參謀”。他們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意見：關于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經濟改革的綜合協調問題；干部培訓和經濟立法；擴大企業自主權；多種經濟成分問題；還談及稅制、價格、流通體制改革。報紙上，連續刊出涅爾什《介紹1968年以來的匈牙利經濟改革》的文章。

高尚全回憶：中央各部、地方政府、研究機構紛紛出動考察匈牙利，以至于人家說：“連我們的牛都認識你們中國人了”。在這熱潮中，最值得記載的是1986年，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帶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團進行的考察。

1986：匈南考察

1986年，是“七五”計劃的第一年，而“七五”是中國改革的關鍵時期。為了給1987年、1988年制定改革方案提供借鑒，國家體改委認為有必要對匈、南再做一次綜合考察，時間從1986年5月初到6月上旬?？疾靾F的主力軍是青年。團長高尚全，副團長陳一諮、王小強，成員有李峻、張少杰、趙榆江、崔鶴鳴、高梁、白南風、劉澤鵬、鄭洪慶、馬凱、孫方明、杜鷹、盧邁、李劍閣、趙明、周新城。

從行前的預備會、瀏覽資料、討論考察要點，到布署集中和分組考察，以及要求訪談資料當天整理完成，都顯示出這個極端認真的考察團是負有使命的，那就是，重點考察兩國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的摩擦、矛盾、問題、發展趨勢和解決問題的方向。

高梁對日程和工作的緊張記憶很深。因為經費有限，吃住條件都比較差。在匈牙利，住在低級旅館，吃財政部職工大食堂。他們同改革領導人、學者、企業家等進行了111次座談，形成30萬字紀要。

南斯拉夫改革從1952年開始；匈牙利從1968年開始。他們進行了計劃、價格、稅收、物資分配等改革，引進市場機制，取消指令性計劃。然而，數十年過去，依然困難重重，在匈牙利被叫作兩不像，即市場和行政都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對此，匈牙利副總理法路維紀在和高尚全、王小強的談話中講道：不能單以經濟數據來評價改革的得失，匈牙利進行改革實踐20年，政治意義超出預料，其重要之處是調動了集體和個人的創造力，推進了社會民主化。

5月12日-13日，在匈牙利國家財政部會議廳，中匈兩國經濟學家舉行了雙邊學術討論論。中方宣讀學術論文的是：王小強、鄭洪慶、馬凱、張少杰。雙方就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和實現途徑、從直接控制到間接控制、企業的約束和活力、建立市場體系、政治體制改革等問題做了充分交流。

匈牙利方面安排了“豪華”陣容：和中方進行單獨會談的有副總理馬爾雅依，副總理法路維紀，曾任中央書記、中央改革委員會主席涅爾什，計劃局第一副局長普洛依，中央歷史研究所所長胡薩爾，勞動工資局局長拉茨，愛國陣線總書記伊姆萊，世界經濟研究所伯格納爾等等，像涅爾什、普洛依都交談過兩次以上。他們非常坦誠，不掩藏困難和問題，所談務實而具體。閱讀所有的談話紀要，可以看到，中方關心的問題都是國內正面臨的實際問題。他們兼有研究者和政策執行者的角度。比如，高尚全問馬爾雅依副總理的問題是：如何可以使改革配套安全地得到實質性落實？馬爾雅依說，“這個問題問到了要害?！彼v了自己的看法：“做理論研究工作的同志總是說，最好耐心等待改革設想兌現，經濟之所以困難主要是你們這些主持經濟工作的人老著急，剛出一些問題就馬上用原始的辦法，從而使改革來不及發揮作用。他們把過去的改革方案沒有發揮作用的責任推到我們頭上，從來不考慮你設計的改革方案是脫離現實的。在這種情況下，自殺性的嘗試越多，改革本身就越難發揮作用，甚至連改革的生命也受到威脅?！瘪R爾雅依有感而發：“一個人高舉改革旗幟，高喊改革口號奮勇前進，結果掉下去了，于是有人說，是因為有人把半路上的木板撤掉了，而我說原因是在那位改革勇士腳下壓根兒就沒有木板（道路）?！边@話，耐人尋味。

有一次中國駐匈使館宴請，涅爾什自己開車來赴宴，令高尚全感慨，這等人物在中國是要前呼后擁的。在15年后的2001年，高尚全再訪匈牙利，與涅爾什老友重逢，又進行了一場談話：

高尚全：人們稱您為改革之父。

涅爾什：真正的改革之父是納吉。

高尚全：假如您重新執政，您是否繼續搞社會主義。

涅爾什：社會、民主、政策，像瑞典一樣走第三條道路，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間的一種平衡。這就是我的政治主張。

話說回來。1980年代中期的南斯拉夫人均國民收入2800美元，人均住房17.9平方米；匈牙利是3200美元，人均20多平方米。每年人均消費肉125斤，奶292斤，蛋400斤，水果346斤，平均每兩戶擁有一輛小汽車。高梁的感覺是這里地廣人稀，滿眼翠綠，人活得舒暢，儼然是工業化國家。即使南斯拉夫正經歷通貨膨脹，對于老百姓而言，其差別不過是從去遠處旅游變成去近處旅游。張少杰說：人家是高收入水平下的改革問題，中國是低收入水平下的改革問題。

考察團寫了10份報告，分別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價格改革的經驗教訓（高梁、馬凱）；壟斷與軟約束——匈牙利工業企業考察 （張少杰）；不完善市場條件下的國家間接控制（趙榆江）；改革中的消費膨脹問題（李峻）；匈牙利住房制度的改革及其給我們的啟示（盧邁、杜鷹）；農業在全局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盧邁、杜鷹）；南斯拉夫金融體系與1965年以后的經濟運行（張少杰、趙榆江）；南斯拉夫對落后地區的援助方式（盧邁、杜鷹）；產業結構剛性：改革的共同難題（崔鶴鳴、趙明）；以及主報告：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報告（高尚全、陳一諮、王小強）。

主報告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對改革的幾點基本認識：堅持改革是惟一的出路；改革是一個復雜的漸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堅決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抓住有利時機邁出實質性步伐，形成不可逆轉之勢；注重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配套改革，不失時機地推進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能否堅持下去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第二，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是：注重微觀基礎改革；工資過高和消費超前是改革中不容忽視的問題；警惕物價、工資輪番上漲的通貨膨脹。第三，值得借鑒的經驗是：實行多元化工資管理制度，給企業以選擇權；金融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加強法制；加強市場組織、協調和市場監督；在改革中承認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差別；黨政企分工；重視對改革的宣傳。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很重視這次考察，聽取了代表團匯報。

匈南考察，對于接下來的中國改革方案制定和高層決策起了何種直接作用尚難評價，有不同看法。其中，張少杰認為它“最重要的貢獻是阻擊了國家領導人‘價稅財聯動’的決策”。無論怎樣，各種改革方案都是在同一個方向上的探索過程。事后，給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這個以年輕人為主體的考察團所持的理性、甚至 “保守”態度。

沒過多久，匈副總理路法維紀來華，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對他說，不久前，我國體改委的同志到布達佩斯訪問，匈牙利的同志做了非常深入的介紹，談到了成就，也談到了困難和遇到的問題。你們的經驗對中國有很大的幫助。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嘗試，不付一點學費是不可能的。

尋求出路

匈牙利曾在報刊上發起 “社會主義的自我認識”的討論，坦率地擺出現存的社會問題，試圖通過研討，找出問題產生的根源和出路。有一本小說，把匈牙利叫做“親戚的國家”，隱喻其復雜的政治關系。政治體制改革是匈、南考察的重要話題。

稍早，1985年10月底至11月初，應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社會科學院的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訪匈，著重考察了匈牙利的政治體制改革及其理論基礎。

經過漫長的改革歲月，他們認定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民主化。加強公民的發言權，用制度來保證人們能夠實現自己的想法。以改革來防止集權主義繼續存在的危險。沒有政治體制和其他領域改革的配合，經濟體制就是 “網中之魚”，活不起來。

說到底，經濟體制改革本身就是一項政治決定。南斯拉夫改革是從政治開始，匈牙利事件是一次政治突破。在那里，推進政治制度走向民主有深厚的歷史基礎，自然而然。鐵托和納吉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先驅；而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則是赫魯曉夫。中國曾經一直警惕和防止產生赫魯曉夫，其實中國缺乏產生的土壤。

1987年體改所將考察報告、會談紀要編輯出版，取名《艱難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

20余年過去了，匈牙利成為歐盟成員，完成了多次政黨輪替；南斯拉夫已經分解，南斯拉夫這個國名不復存在。中國進行的經濟改革為世人矚目。再過20年又會怎么樣呢？今天人們對改革的理解和20多年前不同，但是，可以肯定，不論一個國家如何改革，人民的福祉要增加，平等自由的空間要擴展，是永遠不變的。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

liuhongfutur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