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沖基金脫險之謎

當你思考未來的金融穩定問題的時候，你可以問自己一個超脫常規思維的問題：那些邪惡的、被認為是金融世界中的惡棍的對沖基金，為什么反而相對平安地度過了去年的經濟危機呢？

在危機爆發時，曾有很多人預言，那些受到監管的銀行所遭遇的崩潰，也將發生在對沖基金身上，那些富有的對沖基金客戶所投入的大筆資金將損失慘重。后來，的確有一些對沖基金破產了，但整個行業并沒有像預言所說的那樣陷入災難。這是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對沖基金依然要遵守古老的資本主義規則：在你山窮水盡的時候，沒有人會拯救你。所以，這些對沖基金的經理雖然不受監管，但他們反而比受到監管的企業經理更為謹慎。

這是一個與思維定勢相反的經驗，而9月底在匹茲堡參加20國集團會議的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也注意到了這個經驗。他們開始注意到，要想讓銀行家的行為更負責任，就應該把他們的經濟激勵機制變得和對沖基金的經理一樣：要與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共榮共損，并將他們的個人價值與長期的經營業績掛鉤。

對沖基金經理對社會的貢獻并不大，但他們卻能賺很多錢。我確實希望他們的薪酬能降低一些，變得和教師等職業差不多。然而，這些交易者雖然不受監管，但畢竟他們要自負盈虧。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受到了投資者的“監管”。如果對沖基金經營不善，瀕臨破產，它們可不能像花旗銀行或美國銀行那樣排隊等待納稅人的救援。

一位在20國集團會議上積極參加辯論的歐洲央行官員說：“我們為大銀行創造的體系是荒謬可笑的。那些銀行家根本就不用好好經營，一旦有了問題，統統是由社會來埋單。我們應該建立一種新體制，以讓銀行家知道，亂來是不行的?！?

為了明白對沖基金業為什么沒有在去年的危機中崩潰，我們來看看一個名為“對沖基金情報”的組織搜集的一些數字。這些數字表明，在2008年，美國對沖基金的平均虧損為12.7%，雖然也很嚴重，但要低于其他公司，例如標準普爾500成份股公司的平均虧損為38.5%，銀行的虧損就更高了。

當然，由于決策失誤或者投資者決定撤出資金，一些對沖基金受到了慘重打擊。根據“對沖基金情報”的調查，去年一年有500家對沖基金消失，但對于總數為7000家左右的對沖基金業而言，這并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對沖基金業之所以獲得了拯救，是因為他們早在十年前就遇到過一次攸關生死的危機，即1998年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風波。在那之后，對沖基金的投資者變得更加謹慎，向它們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結果是，在過去的十年里，向來被認為散漫不羈的對沖基金，其實是比較收斂的，其杠桿化的程度要低于許多銀行。

要了解本次危機之前的銀行陷入了多么狂熱的放貸潮，只要看看一些瑞士大銀行的保密財務數字就行了。瑞士銀行一度以穩健審慎聞名于世，但在過去的12年里，最大的兩家瑞士銀行的負債率從90%提高到了97%，也就是說，資產與債務的比率為3：97。瑞士大銀行的交易賬戶更是大量使用借款。一項研究表明，到2006年為止，瑞士大銀行的交易者的借款額達到了其資本額的400倍，這要比對沖基金的平均杠桿率高大約100倍。

在匹茲堡，20國集團的領導人已經在努力整頓金融秩序。我的擔心是，那些政治家將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監管上，但很明顯的是，監管機構并未阻止在2008年經濟危機的爆發。對于企業而言，最好的約束不是監管，而是傳統的市場約束，就是要讓金融交易者明白，如果他們冒險過度，給企業釀成大禍，他們自己也會承擔巨大的損失。

奧巴馬政府要實施的金融改革，就是要讓金融機構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例如，應當要求那些發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銀行持有一部分自己發行的證券，以確保它們對損失承擔一定的責任；當銀行為其高管制定薪酬方案時，應當要求它們的董事會采取對沖基金業的“懲罰性薪酬”的做法，也就是說，在發生嚴重的虧損時，應當要求高管退還一部分之前領取的高薪。其背后的原因，正如一位白宮官員所說的，就是要“克服那種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短視行為”。

讓那些富有的銀行家享受社會主義待遇的做法，已經引起了極大的公憤。我們應該強調一下自負盈虧的概念了。

（本文由《華盛頓郵報》提供中文版權。趙信/譯）

大衛·伊格內休斯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曾任《國際先驅論壇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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