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衰退非美國引起根源在民營經濟危機

感謝搜狐博客和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給大家提供這樣一個探討當前重大現實經濟問題的機會。我講兩個問題，一個是對當前的“國進民退”的判斷，包括對當前經濟形勢判斷。第二個是針對這些情況的分析。

我前幾天碰到了一個西安來的教授，他說中國根本就沒有金融危機的跡象。其實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經濟很好，如果在北京，在大城市，在中西部，的確看不出來經濟有什么大問題。但是從東南沿海的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就會看到，我們現在的經濟真的是在寒冬。針對當前形勢的判斷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有危機、有衰退，再一種就是沒事。這種判斷和現在的經濟形勢也是切合的：民營經濟和國營經濟水火兩重天。我們從國有經濟這一塊判斷，沒有任何衰退的跡象，它們攻城略地，情況很好。但是另一方面，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現在的日子非常難過，還在隆冬天氣。要說是有恢復的話，只能算剛剛企穩。

只要我們稍微回憶一下，從時間上看，中國經濟的衰退是早于美國金融海嘯的。08年初冰災到5.12地震之前，廣東就出現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倒閉潮，大量的打工者返鄉。甕安事件就是東莞玩具廠關門后大量的打工者返鄉而釀成的，這些人沒事干，就鬧事，“東部跌倒，西部受傷”。去年上半年江浙民營企業老板攜款外逃、自殺，這些現象都是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前就發生的。那時候大家都在討論這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有的說是勞動合同法，有的說是人民幣升值，還有說是環保標準提高等等。沒有一個人說是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因為那時還沒有金融危機。其實，那個時候民營經濟就已經遇到了很多的問題，只不過，美國的金融危機使這一情勢再次加劇。內因為主，外因為輔。

前兩年，中央黨校研究室的周天勇教授發表關于民營經濟的文章，他文章里有一系列的數據說明，2005年以來的這幾年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自改革開放30年以來最困難、最糟糕的時期。他有一些數據上的支持，包括就業人員驟減、企業虧損和倒閉的數量猛增、得到的金融支持大為下降等等。曾經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搞活經濟富民強省主力軍的的民營企業在近幾年國民經濟增長中所占的份額逐年下降，增速放緩，那些民營經濟唱主角的省份，遇到了普遍的增長乏力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全面的、嚴重的“民退”的時代到來了。通脹的時候，治理經濟過熱，從民營經濟下手；衰退的時候，“產業振興規劃”又擠壓民營經濟空間。政府救市的4萬億財政、7.5萬億信貸，再次加劇了“兩重天”的情況?，F在，打黑也是民營經濟先遭殃。我這兩年一直在舉一個例子，重慶與四川分開后，其經濟發展后來居上，原因就是民營經濟發展快?，F在重慶抓人、沒收財產，里面有不少都牽涉到民營企業。重慶打黑重點應放在治理官商勾結的制度癥結上，可千萬別把民營經濟都打掉了。

在競爭性產業的各個領域，民營經濟大幅倒退，原來允許民間企業進入的傳統國有壟斷領域，這兩年基本都被清退出來了。陜北民營油企，被強行國有化，那些不服氣的民營油企老板現在還關在監獄里；山西以安全為由治理煤礦，民營企業被強行低價收購，規定比重不能超過三分之一；鋼鐵業的產能過剩又是重組民營鋼企，贏利的民企被虧損的國企重組；航空、高速公路、成品油零售，因其產業鏈上游的壟斷，民營企業被逼迫快速退出；快遞也因為財政給郵政補貼不足而被授予郵政專營特權，民營快遞成為犧牲品。由于壟斷和缺乏競爭，這些領域普遍出現服務質量下降，國民福利受損的情況。油價下降的空間有多大？發改委和三大油企合謀掠奪全體消費者，但它們卻是亞洲乃至世界上最賺錢的企業。電信和移動通信還有多少服務功能沒落實給消費者？我們的通訊服務價格比國外有多貴？這些，有國外生活經驗的人都一清二楚。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民退”時代的全面到來？我認為“民退”是由“國進”造成的。而“國進”是由于我們夾生的理論和搖擺不定的政策而導致的。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發展民營經濟。這沒有什么理論障礙。但是不是需要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這在理論上并沒有解決。我們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上，從一開始就理論準備不足。為什么要改革國有企業？現實的原因是大多數虧損，虧得不行了，財政、銀行都填不起窟窿了，所以要改。因此，把小而虧、大而虧乃至小而贏的國有企業改制的話，沒有什么問題，大家一致同意。但是，大而贏的國有企業要不要改？為什么要改？實際上我們沒有理論根據。在2000年前后國有企業普遍比較困難，改制就是甩包袱，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依據被現實需要所遮蔽了。

現在，很多人都忘記了前幾年“國退民進”態勢是如何而來的，一些從國外回來的學者還以為我們是上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當。1997年的十五大報告就講到了國有企業要進行戰略布局調整，意思是從一些競爭領域里面要有逐步的退出。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都是這么說的?！皣嗣襁M”的來歷就是對這兩個中央文件中“國有企業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的簡單概括。國企布局之所以進行戰略性調整，是形勢所迫。1998年朱镕基出任總理的時候，說是三年之內要解決國有企業的普遍性虧損問題，但三年后的2000年，只是做了一套假數據，說是解決虧損了，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解決。于是，國有企業只好收縮戰線，退守在基礎產業領域。所以，“調整布局”是無奈之舉，是對客觀現實的追認。所以，“國退”不是一些人的一廂情愿，而且與“國有主導論”是沖突的?！皣恕币膊皇钦咴斐?，而是國企自己的虧損所致?！皣恕闭卟]有說服國企的當事人。因此，當今天出現大規?！皣M民退”的時候，有人說，“國進民退”本來就是對的，而“國退民進”本來就是錯的。沒什么可大驚小怪。

我們的產權理論為小而虧、大而虧的企業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改革理論，但是對大而贏的國有企業的改革，產權理論是沒有起任何作用的，反而被認為是有害的。大而盈的企業為什么要改革？從我們理論上沒有給出很好的依據。于是，我們只好回過頭來繼續信奉傳統的蘇聯教科書，以致于“主體論”“主導論”“控制論”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國企改革的理論是如此的不徹底、混亂和自相矛盾，出現“國進民退”只是遲早的問題。

國有企業改革從“進退”“攻守”的態勢來看，明顯的分為兩個階段。2003年以前，國有企業迫于虧損的形勢，是“放小”，是“改制”。2003年國資委成立之后國有企業改革轉了一個方向。這時候國有企業改革已經不再強調產權清晰、政企分開等等，主調成為“做大做強”。所以我說，2003年是國進民退的一個分水嶺。2003年，國有企業的日子已經開始好過起來，因為這之前，通過種種的所謂“改革”措施，比如說減員分流，優化組合，“債轉股”，把企業的一些社會職能剝離掉，等等，再一個，朱镕基時代搞了大規模的國債建設項目，為國有企業普遍注入了強心劑。這兩個系列動作，使國有企業的虧損情況大為好轉，緊接著，國資委成立后又乘勢“做大做強”。

但究竟靠什么“做大做強”？今天我們回頭看，無非是兩條，一是靠嚴重扭曲的資源要素價格，二是靠行政性壟斷?；A產業、上游產業，大多數屬于國有企業占絕對優勢的自然壟斷領域。由于礦產資源極低的價格，造就了這類企業的暴利和迅速擴張，也成為中國經濟粗放式增長的根源所在。問題是，這些國企做大做強之后，并沒有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那樣，向全體國民給予所有者分紅，或者使所在地居民得到生態補償。

壟斷有三種。市場壟斷，是通過競爭獲得壟斷地位，但也要限制和避免；自然壟斷即使不可避免也要加強規制和監管；行政壟斷不論什么情況下都是有害的，是必須反對的。但我們的國有企業很多都是靠行政壟斷做起來的。那些實施行政壟斷的所有理由，都比發展民營經濟的理由來得更為“宏大”、更為“高級”，譬如“國家安全”、譬如“根本利益”。于是，雖然發展民營經濟也是“堅定不移”、也是“毫不動搖”，但在種種行政壟斷的壁壘和逼迫之下，只好搖擺不定、不斷萎縮，“民退”也就成為必然結果。

我記得有一個領導人講，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要有一些大的企業，才能在國際經濟事務上才能有分量、有發言權，這是對“做大做強”的一種有代表性的解釋。實際上那些通過行政壟斷做大的企業都是“大而不強”，沒有競爭力，根本走不出國門去。中國移動、中國石化這樣的企業，一旦走到國際市場上連印度的企業都競爭不不過。他們只能關起門來掠奪本國國民。

國進民退具有標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資委的《關于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這份文件列出了“有國有企業絕對控制力”的七大領域，“較強控制力”的九大領域。這個指導意見直接導致了當年的一場“再國有化”運動，一些地方已完成改制的企業，被要求再改回去。而這個級別低于中央全會總書記報告和中共中央“決定”的國務院辦公廳“指導意見”，其實際效果也遠遠壓過了前者所一再強調的兩個“堅定不移”、兩個“毫不動搖”，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布的發展“非公經濟36條”“決定”也由此被徹底架空。

2003年以后，在“做大做強”的背景下，國有企業改革基本上止步或者說退步了，尤其大型企業“政企分開”的改革全面倒退。國資委成為國務院系統一個職能不清的超級部委?！皣Y”的邊界在哪里？是管國資還是管國企？是管人管事還是替國民看管國資？是代表利益集團還是代表全國人民？我在《中國改革》雜志做主編的時候發過一篇頭條文章，作者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韓朝華教授，題目《國資委是干什么的》，該文措辭非常尖銳，但沒有得到任何來自國資委方面的回應。

兩個“堅定不移”兩個“毫不動搖”為什么一再搖擺一再動搖？為什么國企改革一有波折就馬上倒退？從根子上看，有兩個觀點很要命。一個是“公有制為主體”的說法，一個是“國有企業是黨的執政基礎”的說法。七大領域絕對控制、九大領域較強控制，以及山西煤礦民營企業只能占三分之一，這些“意見”和做法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根源就在于“主體論”。其實，“主體論”完全是一派自欺欺人的謊言，問問這些年經濟發展最快、老百姓最富的省份和百強縣，哪一個是公有制為主體？國家安全是公有制主體和國有企業主導的依據嗎？也不是。以位列七大行業之首的軍工為例，世界上的軍事強國恰恰都是靠民營化搞上去的。到我們的軍工企業去看看，那些最先進的設備都是進口的，有什么安全可言？

第二個是所謂的“執政基礎說”與“專政基礎說”一樣，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就已經從理論上說清楚了，也早已經放棄了，現在又從國資委的官員和陳同海等央企老總們的嘴里突然冒了出來，這真是太有意思了。這個論調用心極其險惡，它不光是強調，只有“國進”才能“黨穩”，同時，這句話也是在告訴共產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這樣，國有壟斷利益集團赤裸裸的要挾共產黨，打擊競爭者。它們也完全忘記了自己還承擔著走出去的重任，因為帶著濃重黨派色彩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無異于自廢武功。其實，說到底，黨的執政基礎是就業，是稅收，是穩定，是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好過。如果一味的“國進民退”下去，不僅嚴重影響到黨的執政基礎，國民經濟也必將再次面臨崩潰的邊緣。

國有企業有很多副部級崗位可以安排，而且工資較高，致使權力部門不愿放手，另外，中央與地方，由于分稅制的關系，把央企牢牢抓在手里，這些都可以理解。但共產黨一定要注意切割自己與特殊利益集團的結合，“黨政企不分”帶來的是經濟體系和整個社會政治體系的敗壞，是全體人民福利的損失。這一點，新中國60年來的經驗教訓是反復證明了的。

人們真的在意“國進”還是“民進”嗎？我看未必。人們關心最后進去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人。陳志武教授說，國有企業很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塊肥肉，但能得到它好處只是有幸離它最近的那一圈里面的人。但現在我們看到，圈外面的人，只要與圈里有關系，照樣能得到好處。徐家匯股票，余秋雨一個文化商人，也可以“進”到很大的部分。當然，余秋雨完全可以說，他進徐家匯不是“民進”，他的“大師工作室”是上海市政府的某個公共職能部門命名的，是個“公家”的單位，所以也算“國進”。這也行，我們同意。我們并不反對余秋雨發財，以他的智商發點財也應該，那個空缺，他不去，還會有別人頂上。問題是我們要讓所有的余秋雨們發財都發得心安理得，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不然，國有化也好，民營化也罷，最終只是“權貴化”。當然，按照余秋雨個人一貫的無賴作風，他肯定會對質疑者說，這是上級組織的安排，一如他的“大師”頭銜一樣，統統都是上級組織的安排。這也就是余秋雨持股徐家匯這件事給我們透露出來的“國進民退”的秘密所在。

(作者系經濟觀察報社經濟觀察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