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會重建之路(1)

這是一個國家緬懷先輩、追溯往事、回憶往昔的光榮與曲折、總結經驗與教訓的時刻，但它同時是連接歷史與未來的一個節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整理思緒、描繪未來藍圖的機會。這是一個肯定成績的時刻，也更應該是一個思考未來的時刻。因此，在新中國成立60年之際，我們不僅要“憶往昔崢嶸歲月稠”，還應該積極地以熱情與夢想展望前景、規劃未來，這也許是一種更有價值的做法。

要讓我們這個國家在未來的60年甚至更長的歲月里變得更為健康、美好，就需要無數普通民眾以清醒的頭腦自主地為國家開拓前路。我們應當思考如何實現社會的順利轉型，如何以法制保障每個人的尊嚴，如何構建現代性的文化與教育，如何提升國家的科技實力等等。為此，我們邀請了幾位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與我們一起思考，以這樣一種冷靜而又不失熱情的方式，來紀念這個特殊而重大的時刻，為未來尋找新的支點。

在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個年頭的今天，重建社會已經成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務。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在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形成的今天，通過社會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相互配合的社會治理體系問題，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其次，在現實中，一種相反的趨勢似乎開始若隱若現，伴隨經濟上的國進民退，以壓制社會為代價強化權力的跡象依稀可見，而對金融危機的錯誤反思，似乎為強化權力提出了新的論證。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是重建社會，還是重建權力？是用一種更強有力的權力“包打天下”，還是形成一個多元的社會治理的模式？

應當看到，重建權力的趨勢不能僅僅看作某些思潮推動的結果。根本的原因是經濟社會生活變化的本身。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濟生活的市場化、整個世界全球化過程的加快、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大眾消費社會的來臨等因素，使得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空前復雜化。我們剛剛經歷的金融危機、不時面對的種種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等，大多是經濟社會生活復雜化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形成應對經濟社會生活復雜化的能力，就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因為這意味著對經濟和社會生活更強治理能力的要求。在缺少其他相應機制的情況下，這種對有效治理的呼喚很容易轉換為對更強大的權力的呼喚，甚至會要求一個比計劃經濟時代更強大的權力來治理這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有沒有可能形成一種更強大的、更無孔不入的、更精致的總體性權力。

從理論上說，一個健康的社會取決于權力、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的平衡。在市場和社會發育程度很低而權力獨大的情況下，最后會導致權力的濫用和失控；在市場和權力的力量很強而社會發育很低的情況下，則會形成權錢結合的治理模式。在這樣的時候，勢必會形成一種難以克服的悖論：一方面，對復雜的經濟社會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強的治理機制，而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況下，這實際上就意味著需要權力來“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機制的時候，尤其是缺少社會的充分發育的情況下，獨大的權力會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約而越來越失控，并最終失去治理的效能。這無疑是我們在經歷了3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且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建立的今天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

因此，以勇氣和魄力重建社會，形成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并在此基礎上強化權力的治理能力，應當是我們的明確目標。

然而，在最近幾年中，盡管社會建設的話題開始受到社會各個方面的重視，但究竟什么是社會建設？社會建設包含一些什么樣的基本內容？應當說還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因而，社會建設的概念往往給人們一種空洞虛幻的感覺。本文試圖提出一個關于社會建設的基本框架，以深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本文認為，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社會建設至少要包括如下六個方面的基本內容。

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

在我國，貧富懸殊已成事實。這個問題不僅是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根源，而且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人們通常所說的內需不足、市場疲軟，就與此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如何抑制這種勢頭，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而這就需要一種社會性的機制。

要看到，這種狀況是在我國市場取向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形成的背景下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只有兩種可能可供選擇：一是退回到過去的再分配經濟；二是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如果退回過去的舊體制不可能成為我們的選項，那么，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就成為我們惟一的出路。

在我國，經過30年的努力，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確立?，F在擺在人們面前的問題是，這個市場經濟究竟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還是一個壞的市場經濟？什么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我認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至少包括下面這三部分內容：從經濟的角度說，標志是市場經濟的體制是否相對完善，相對完善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從法治的角度說，標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從社會的角度看，標志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是否建立，形成了這種利益均衡機制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形成一種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種使得利益格局能夠大體均衡的機制，將成為一個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所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最基本的含義就是社會主體平等利益表達權利的制度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較為公平的利益博弈。換言之，利益的均衡要靠公平的利益博弈來實現。其中最首要的，是利益表達以及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權利。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社會權利的失衡，貧富懸殊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的失衡?？梢哉f，在利益主體已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達的問題，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問題，已經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不建立起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表面上看是避免了一些麻煩，但結果是使利益格局進一步失衡，并為更嚴重的社會沖突留下隱患。

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它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信息獲得機制、要求表達機制、施加壓力機制、要求凝聚機制、利益協商機制、矛盾解決機制。

優化社會結構

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有一種合理的社會結構，這是經濟社會生活能夠正常運作的基礎。就目前我國的情況來說，社會結構的優化至少有如下三層含義。

一是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中產階層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經濟上被看作是促進消費和內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載現代文化的主體，這在國內外學術界已經成為一種基本共識。在近幾年調整貧富差距過大的利益格局時，我們又看到，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也是緩解貧富差距過分懸殊的重要措施。在一個社會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個較大的比重，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將會是不可避免的，貧富懸殊的問題也是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

但客觀地說，我國中產階層發育得還相當緩慢。除了在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之外，中產階層還是蹤影難覓，中等收入者在整個社會中所占比例還很小。從根本上說，中產階層的發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有關，比如產業結構、受教育水平等。我認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是，可以考慮將技術熟練工人，作為支撐一個以中等收入者為主的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這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結構空間。有資料顯示，我國現有技術工人7000萬人，其中高級工只占3.5%，即使是全國最大工業基地的上海，高級工的比例也不足7％，與發達國家高級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如果在技術熟練工人數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將會對我國社會結構的優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時，還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要防止社會上層過多地占有資源，從而限制中產階層發展的空間。二是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調整貧富差距的犧牲品。

二是要保護乃至改善下層生存的社會生態。再分配和社會保障固然是緩解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變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僅僅有再分配是不夠的，需要通過切實的措施改善其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改善貧困群體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謀生的機會。而謀生的機會是存在于一種社會生態系統中的。因此，要改善貧困群體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就要保護這個社會生態系統。

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現在的城市建設、城市發展就像要把一個爛泥塘建設成一個水泥底的游泳池，雖然比原來干凈、漂亮、衛生、方便了，但是小魚小蝦吃的東西沒有了?，F在城市中高樓拔地而起，馬路越擴越寬，現代化的設施越來越多，但是人們生存的社會生態，特別是貧困群體生存的社會生態，不僅受到普遍的忽視，甚至在遭到嚴重破壞。一切有礙觀瞻的事物，比如棚戶區、城鄉結合部等，都在城市建設的改造清除之列。而事實上，這些地方可能恰恰是下層群體的安身立命之所。

三是保護和擴展社會流動的渠道。從理論上說，只要社會中存在著分層現象，只要人們的經濟社會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襲與繼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在一個社會中，繼承與流動需要保持大體的均衡，尤其是在一個貧富分化較大的社會中，一種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以及較多的流動機會，則是抵消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機制。

當我們在今天討論繼承與流動問題的時候，也許需要注意到一個特殊的背景，即我們今天正在經歷一個空前的財富分配過程，而這個過程可能更進一步固化近些年來正在定型化的財富格局和社會結構。種種跡象也表明，近年來，由于我國社會結構開始處于定型化的過程中，社會流動渠道縮窄的趨勢開始出現。十幾年前我們社會中就出現了“富二代”的說法，最近幾年中又出現所謂“窮二代”的說法。而今年的“官二代”則成為一個網上流行的詞匯，以形容公職的世襲現象。這提醒我們，在一些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社會中，如何保護和擴展社會流動的渠道，特別是下層人向上流動的機制，就成為優化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內容。

促進公民和公民社會的發育

在改革開放初期，民間的經濟和社會力量無疑還是非常弱小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扮演主導角色，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采取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能否最終促進和培育民間經濟和社會力量的成長，并最終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各司其職、互相配合的功能體系，開始成為對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挑戰。

這里所說的社會具有雙重的含義。對于社會，過去我們更加強調的是公民社會的概念，公民社會是與國家相對應的。但在此之外，其實還需要有一個與市場相對應的社會，這就是著名人類學家波拉尼提出來的“能動社會”。這個社會是用來和市場相抗衡的，用來矯正市場的消極作用的。市場化是我們過去30多年改革過程中的一種正確選擇，是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堅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場和政府一樣，如果它的力量處于一種不受制約的狀態，就會帶來種種問題。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一個能融合公民社會和能動社會“雙面”因素的社會。這個社會不僅是政府和市場的重要制約因素，同時也是組織日益復雜化的經濟社會生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機制。

但市場經濟并不一定必然帶來社會的發育，相反的趨勢也是可能的。正如我們前面分析過的，經濟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化，呼喚更有效的社會治理手段和機制。而在缺少其他相應機制的情況下，這種對有效治理的呼喚很容易轉換為對更強大的權力的呼喚，會要求一個比計劃經濟時代更強大的權力來治理這個社會。盡管這樣的權力在應對某些挑戰的時候具有明顯的優越之處，比如在應對此次金融危機以及大的自然災害上，因為這種權力模式的動員力量會顯得更為有效。但在處理常規化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問題上，僅僅依靠這樣的權力而沒有相對發育的市場和社會的配合，這種權力往往會捉襟見肘。這就是我們現在社會中為什么人們覺得權力過分強大，而在治理社會的時候又覺得權力很不夠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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