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革命（下）

1910年2月，容閎在美國致信孫中山，進一步提出“中國紅龍計劃”的實施步驟，并提出四條建議：1.向美國銀行借款150萬至200萬美元，作為起義費用；2.任用精明能干、通曉軍事的人統帥軍隊；3.組織、訓練海軍；4.成立臨時政府，推舉賢才，接管起義后所奪取的城市。不久，容閎又寫信給布思，提出一個借款計劃，即借款1000萬美元，分5次支付，期限為10年，年利息為15%。后經與孫中山等人多次協商、反復研究，協議有所增刪。

收到信后，孫中山即將此協議和下一步行動計劃迅速信告在國內的黃興。由于種種原因，此計劃未能實現，款項也沒有借到。但此計劃卻對孫中山以后的武裝起義方針有積極影響，他放棄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裝起義，支持黃興集中財力人力，抓好影響巨大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體現了這個協議的影響力。

對“紅龍計劃”的實施，容閎一直十分關注，直到1911年春仍寫信給荷馬李和布思，催促他們落實與孫中山談判商定的計劃。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成功。久臥病床的容閎興奮異常。12月19日-29日，容閎連續寫三封信給謝纘泰，熱烈歡呼推翻帝制的偉大勝利。同時詳述了自己對革命發展的觀點。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點重要意見：一、提醒革命黨人警惕“大陰謀家”袁世凱篡奪政權。二、革命黨人要精誠團結，防止內部爭執、互相糾紛，以免陷入“內戰的深淵”。三、如果革命黨人自身不團結、打內戰，“肯定會導致外國干涉，這就意味著瓜分這個美好的國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內容是強調要革命黨警惕袁世凱，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奪成性的列強在北京，將有壓倒一切的權力左右袁世凱、唐紹儀一伙；他們將使用一切手段影響上海的制憲會議通過君主立憲，并以袁世凱、唐紹儀控制新政府，這就簡直同滿清政府重新執政一樣糟糕”，“新中國應該由地道的中國人管理，而不應由騎墻派和賣國賊掌管，因為他們讓歐洲掠奪者干預我國的內政。如果聘用外國人，寧可聘用美國人好得多。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為條件與他們簽訂合同。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應當由代表們在參政會上冷靜討論，并作出堅決的決定?！钡谌庑艅t是熱烈祝賀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表示想病愈后回國看看新中國。

雖然去國已久，但從信中可以看出他對國內情況并不隔膜，尤其是對袁世凱可能竊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極有預見性。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政府大總統，第二天便親筆寫信給容閎，誠邀他歸國擔任要職，并寄去一張自身近照。由此，可見他在孫中山心中的地位。但遺憾的是，命運并未給他再次回國、一展宏圖的機會。4月上旬，年老體邁、久病在身的容閎病情更加嚴重。在彌留之際，他特別叮囑守候在床邊的長子容覲彤要回國服務，以償他為新生共和國效勞的夙愿。大兒子耶魯畢業后已找到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收入優厚，因此不舍得離開這份職業。容閎以手示意，叫大兒子坐近些，對兒子說：“吾費如許金錢，養成汝輩人材，原冀回報祖國。今不此之務，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焙髞?，他的兩個兒子都先后實現了父親的遺愿，回國服務。4月21日上午，容閎病情繼續惡化，搶救無效，逝世于美國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容閎的一生，確有其獨特的意義：他的出現，是中國全球化的最初體現，意味著古老的中華文明將遇到一種新的文明的挑戰、碰撞，并漸漸與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國，最重要的時代課題就是“現代化”，容閎是中國現代化當之無愧的先驅人物和重要推動者。他最早提出以現代教育使國家富強的治國方針，并殫精竭力付諸實施，成為中國現代教育的開創者。

中國的現代化是從經濟層面向制度層面遞進的，因此，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便是一個時代、一個階段被另一個時代和階段迅速取代。前一個階段的進步人物，往往成為后一個階段的保守人物，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守舊力量?，F代中國，這種歷史人物不可勝數，因為思想認識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們不能超越自己原來的立場、觀點。然而，容閎卻能超越自己曾經參與甚至起過重要作用的歷史階段，決然投身新的歷史階段，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再到維新運動，最終參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運動。敏銳把握歷史潮流和動向，與時俱進，是容閎思想和實踐的重要特點，在現代中國確實少見。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則，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團，換言之，他一直在尋找、利用能實現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發現這種政治力量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時，便轉身而去。獨立性與超越性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征，所以容閎無疑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第一人”，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產生的標志。

像容閎這種理性、溫和的體制內改革者最終也成為革命者，只能說明革命確難避免。他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過程，也就是清王朝拒不主動變革反而鎮壓改革者，因此把許多原本是體制內的改革者推到體制外，一步一步自取滅亡的過程。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在列強侵略的背景下展開的，在帝國主義一次次侵略、打擊下，現代中國一直面臨著亡國的危險。愛國、救亡，無疑是近代中國最急迫的任務。面對強敵侵略，特別容易產生兩種“情緒”。一種是充滿激情但卻盲目排外的愛國精神、愛國主義。由于現代中國是被已經現代化的列強侵略，這種愛國主義在堅決反抗侵略的同時，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絕任何現代文明，將不能不從強國引進的任何新事物都堅決反對，痛斥為“賣國”。這種“愛國”，實際是誤國。另一種情緒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國的失敗轉而對中國完全失去信心，認為中國反抗、抵抗是沒有意義的；或是完全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干脆成為漢奸，賣國求榮。

然而，在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容閎的愛國思想、愛國精神卻別有境界，尤其值得關注和發揚。他長期接受美國教育，畢業時中文甚至已經遺忘，對美國的富強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卻沒有成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對自己的祖國沒有失去信心。畢業于美國第一流大學的容閎本可以在美國過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卻毅然返國，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觀念、新知識救國救亡。他的救國理想是充分汲取現代文明成果，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從而國強民富，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愛國精神的實質是愛國而不盲目排外，愛國而開放，充滿愛國激情卻又富于理性；從參與清王朝體制內的洋務到參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對他來說，愛國并不必然要愛朝廷，更不必然要忠君。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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