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從千年文明史看中國大轉型

中華帝國文明近代為何會敗給歐洲文明

記者：觀察中國當下的大轉型，我們可否先從這個視角切入：如何評價改革開放這30年。我想可否拉長一下觀察焦距，就是放在中國現代化史的大坐標下。如果沿著時間序列來考察，首先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在19世紀40年代，中西方文明發生沖撞后，為何中華民族突然陷入了困境？中國的現代化其實是外發型或者說是外部壓力下形成的一種被動應對的現代化。

蕭功秦：你的這個問題問到根本了，擺脫了就事論事。只有從大歷史的視角，才能真正客觀地、深刻地看清這30年來的偉大意義。中西方文明發生碰撞，中國的農業帝國文明敗給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中國被迫開始了痛苦的轉型。這里我們先來看中國帝國文明的特征，它實際上是一個大一統的以“安分敬制”為基礎的非競爭性文明，它在前資本主義時代雖然可以通過規模效應來形成對前資本主義西方的優勢，但這種“磚墻式”的帝國結構本身，與西方文明的類生物細胞體的多元結構相比，缺乏面對環境挑戰的適應能力與微觀試錯的變異能力，這導致了它既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在近代也無力應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挑戰。

記者：這個歸納很有意思，中華文明的演化顯然也是一個過程，但最后為何會成為一種非競爭性的文明？

蕭功秦：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帝國，中國基本上走的是一條大一統的帝國文明發展路徑。實際上，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先秦時代那種小規模的、共同體多元競爭的格局，七國爭霸時，各國也形成了自主性，邊界開放性，人才流動性，彼此之間相互競爭的格局，所以你看中國那時是一個產生“大家”的時代，中國基本上所有的思想學術基礎都是那個以小規模的多元的共同體之間的競爭為特征的時代奠定的。但這種體制并沒有長期穩定下來，戰國時代各國的均衡平衡，最終被秦王朝的大一統體制所取代。中國最終演變為秦以后的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這個帝國文明的基本形態是以大一統的皇帝—官僚專政王朝的周期性輪替為基本生存形態，王朝的崩潰雖會經過短暫的分裂，但最終又會統一，秦漢以后，經由三國兩晉南北朝，之后就是隋唐宋元明清。這一帝國共同體具有巨大的規模效應，來保持其長期生命力的延續，如果沒有近代中西方文明的碰撞，這個帝國結構還會沿著朝代的輪替繼續下去。

記者：這個帝國的政治治理架構，可以說是秦朝的時候基本上已經定好調子了？
蕭功秦：秦還是一個很粗放的帝國，制度設計還處于粗放階段，不那么精致，皇帝要做什么事情，可以無所顧忌，肆意而為，社會內部沒有制衡皇帝的機制，但到了漢武帝時，帝國文明進入比較精致化的階段，通過儒家的思想，對統治者的為所欲為進行某種內在的約束。

在小農經濟下，有一個矛盾，那就是，由于個體的生存方式和消費方式大體相近，喜好和厭惡的東西相同，而資源是有限的，荀子在《富國》篇里對此有頗為精妙的解釋，那就是“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于是就會陷入荀子所說的“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的困境。怎么樣通過一個結構來維持帝國的穩定，來維持它的凝聚力？在中國是通過“分”來實現的，正如荀子所指出的，“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則，管分之樞要也?！薄胺帧笨梢哉f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概念?！胺帧碧峁┝说蹏鐣Y構中的基本的組織原則，它是這個同質性個體構成的社會秩序的關鍵所在。它要求個體“安分敬制”，每個人根據自己在社會中承擔的角色、功能或職能，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級中，分配給他不同的地位、榮譽和各種稀缺資源，這種體制扼殺了個體的個性和創造力。華夏文明就像一個由無數生命體的磚塊按照固定的標準整齊堆砌的巨大墻體，缺乏對環境變化的反饋能力和適應能力，當然競爭不過歐洲文明由無數個自主活動的細胞聚合而成的生命體。

記者：這怎么理解？

蕭功秦：與大一統的中華文明相比，西方，或者說歐洲文明是一種競爭性的文化性格，這可能與歐洲地理環境的多樣性有關。歐洲存在著山地、丘陵、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線，生活在不同地理環境中的人們，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同的經濟生活，語言，宗教等，它們很難融合成為同一民族，只能在競爭中求的生存發展。歐洲中世紀的國家和城市為何能發展出資本主義，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對此提出了很有說服力的解釋。這些國家和城市的統治者為了強化自己的競爭能力，通過無數次的試錯，逐漸形成了一種新辦法，通過吸引資本、人才的政策來增強本國的生產能力和財富，進而發展出了一套有效地保護私有產權、工商業，保護個人創新的制度環境。一些國王為了應對戰爭，增加稅收，也不得不向議會妥協。這種競爭的結果又會使得一個國家的現今制度不斷擴散，最后完成了整個歐洲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變。資本主義并不是根據某些理性原則人為設計的，而是人類無意識的試錯與適應環境過程中演變過來的。正如一位德國學者所言，“歐洲的不統一曾經是我們的幸運?！?

清王朝應對現代化挑戰的失敗

記者：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史，并不是一個有意識的自覺選擇，而是在中西方文明發生沖撞失敗后，這個帝國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在對現代化本身的認識上，也經歷了從器物到制度層面的復雜認知過程?；氐綍r間序列上，清帝國的第一次正面應對挑戰是洋務運動。當時帝國的精英階層最先的反應是震驚，湘軍的著名領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飛馳的英國戰艦，震驚得從馬上摔下來。但最后還是行動起來了。

蕭功秦：對。中國的近代化實際上是從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的，而不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當時少數的洋務派政治精英，開始從天朝“天下中心”的夢境中醒過來，開始追求富強的現代化過程。

從洋務運動到今天大概150年的時間內，中國進行現代化應對大概經歷了6個階段，我把它總結為六次政治選擇。一是清帝國的開明專制化運動，這一運動經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發標明這一專制化運動的失敗。二是從1911—1913年的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早期議會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凱和北洋軍事強人為代表的軍事強人型的新權威主義模式。第四次是1928—1949年的國民黨的國家主義的權威主義模式，它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新權威主義。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的全能主義的計劃經濟現代化模式。第六次就是改革開放的維新模式，我把它稱之為后全能主義的技術專家型的新權威主義。要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要評價中國改革開放這30年，我們就需要先剖析這六種政治選擇過程。

記者：好，我們一個一個來分析。

蕭功秦：清帝國在受到西方列強的挑戰后，最早的選擇只能是一種開明專制化運動，因為當時的精英只能在給定的條件下，運用當時的社會政治組織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德國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維新都是如此。

李鴻章把西方列強的挑戰看作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于是通過效仿洋人來增強自己的自衛能力就成了洋務派的基本選擇。洋務運動的邏輯是想通過國防現代化來應對強敵，這種世俗理性覺醒的過程并不是人權和自由的啟蒙意識，而是為民族生存危機而激發的以擺脫危機為目標的趨利避害意識。但這種運動一旦開啟，就具有“彌散效應”，只要在軍事自強運動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須走第二步、第三步。要發展軍事工業就不得不發展重工業、交通運輸業，采礦業，這些則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小農經濟很難積累如此大的資金等，他們又要想其他的辦法。為了培養懂現代工業技術的人才，他們不得不引進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館、譯書局等，這種彌散效應不可避免地發生。

洋務運動的命運并不取決于中國人自己，而是取決于日本是否比中國更快地，更有效地實現現代化起飛。中國不得不過早地與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攤牌。中國在這次決定性戰爭中的慘敗，不僅僅是現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現代性的制度生長能力不足所致。中國的官僚士紳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慮和危機感中，一種更激進的模式取而代之。

記者：戊戌變法。

蕭功秦：戊戌變法的實質性問題是當一個民族陷入焦慮時，體制內難以產生適應這種挑戰的人才，官僚士紳階層沒有世界眼光，沒有新的觀念，對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這種眼光的恰恰是民間的邊緣化的知識分子，但是這些知識分子有個致命的弱點。他們缺乏體制內角色的訓練，對于體制的復雜的操作過程，幾乎是一無所知。由他們來推行改革的話，實際上就是“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是“書生誤國”，是“庸醫殺人”。

記者：這是嚴復當年對康有為的評價。

蕭功秦：對。那是當時中國贏來的唯一的好的機會。在甲午戰爭之后，全國各階層，包括士紳階層，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國非變不可啊，保守派甚至主動要求張之洞到北京來主持變法。這是半個世紀以來，唯一有那么強的一種社會共識，但這個體制內卻沒有產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這個體制本身有個過濾機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实鄄坏貌话蜒酃馔断蝮w制外的，在野的沒有受過那個體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鮮眼光的人才。但是這些人才有他的致命弱點。所以后來我們看鄧小平的維新模式，鄧小平恰好這兩方面都具備，這也保證了他的成功與貢獻，當然這是后話。

在激進派的鼓動下，光緒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時間內，發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慮的改革上諭，這些上諭之間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為居然讓他的學生上奏，要求中國的老百姓都穿西裝，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裝后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可有助變法成功。這種畢其功于一役的激進變革，不僅大大地觸犯了普通士大夫的利益，也觸犯了資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現了頑固守舊派（徐桐、倭仁等）、曾經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榮祿）、溫和的改革派（張之洞、孫家鼎等）三股政治勢力聯合反對激進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戊戌變法失敗后形成一種反向運動，對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這種反動幾乎走到了極端，就引起八國聯軍的入侵。八國聯軍的入侵，中國再次屈辱地簽訂了庚子條約。統治者又意識到非改革不可，這次改革他們是真誠的。因為它的合法性受到極大挑戰的統治者，它想用真誠的改革來挽回威望，但為時已晚。用大幅度的，范圍廣、高難度的改革來挽回統治者的威信，結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和不滿，在這種社會不滿的壓力面前，統治者又想用更大幅度的改革來迎合人們的改革愿望。結果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飲鴆止渴。

記者：在外部壓力和內部人才匱乏的條件下，這一輪的應對算是失敗了，但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就是日本當時也差不多與中國同時期進行的維新運動，但卻成功了。

蕭功秦：這個問題美國的學者賴肖爾曾給出了有說服力的解釋，日本當時有兩百多個四分五裂的藩，在形態和結構上都類似于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在應對挑戰中，它們有多個試錯主體，能對外部的挑戰和環境的變化做出不同的反應。

由于中國適應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戰爭中慘敗，陷入深重危機，于是中國人陷入了“急診室效應”：當危癥病人送到急診室來的時候，醫生就會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覺得病太重了必須動大手術，總不能看著他死，這就是激進派的意見；另外的醫生是覺得病實在太重了，動手術死得更快。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與其這樣還不如保守點好。這種“急診室效應”對于當代中國人也應該是有啟示的。

清末改革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啟示是選擇的路徑有問題。作為一個后發國家的話，需要一種開明的專制主義，來集中資源應對復雜的形式，在政治穩定條件下，來實現資源的重新配置，引進實業，發展教育，最合適的形式就是一種開明的專制主義形式。日本的明治維新、彼得大帝，俾斯麥的改革都是采用這種模式。然而，中國卻走了一條南轅北轍的路，清末新政一開始也是采用集權模式，但1905年后，因為日俄戰爭，中國的士紳階層當中，包括知識分子、官僚權貴階層都產生了一個錯誤的共識。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打敗俄國，是因為立憲政治打敗了專制政治，中國要富強必須要學日本立憲。然而，歷史給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日本并不是真正的立憲，立憲只是文飾其開明專制的一個符號，（日本人自己說他們是“偽立憲的開明專制”）中國人從學日本欽定立憲起，卻不自覺地走向了英國的分權立憲。這種立憲就是一種分權模式，權力分散，地方自制。其結果就是，這種權力分散模式就使得大量的士紳階層突然地通過立憲而涌入政治場所，這就形成了一種政治參與極度膨脹。于是，專制下壓抑多年的政治訴求，在短時間內，在合法的平臺上釋放出來。這些政治訴求在長遠來講都是合理的，但在短期里面根本無法實現，形成了一種失控狀態，政府滿足不了這些政治訴求，士紳們就就會產生一種挫折感。對政府的不滿越來越大，最后這部分群體就轉變成革命群體。

從辛亥革命到計劃經濟的四次現代化嘗試為什么沒有成功
記者：這里面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中國人在100多年的現代化應對中有一個很錯誤的認知，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構其實是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公民社會的發展而形成的，它是結果，不是過程。而我們往往顛倒了因果關系，而忽視了對這個制度本身社會結構、各種支撐要素的培育。

蕭功秦：清王朝的開明專制模式，但是路徑選擇的錯誤，再加上清王朝統治權威的極其衰弱，所以盡管它的改革時間有11年那么長，幅度大，范圍廣，從禁鴉片，引進實業，發展教育，建立巡警部、派出所，福利院，再加上軍事、國防，外交等方面的改革等，但卻因排滿民族主義的崛起而失敗了。其原因與中國的特定歷史背景有關，中國清王朝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來統治大多數漢人時，它的權威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實際上，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一個早熟的民族主義革命，是以排滿為基礎的。革命者沒有經過任何的訓練，實際上是烏合之眾。當時各省獨立后，互相之間沒有統籌關系，沒有命令和被命令關系。那時如果各省各管各的話，中國在外國勢力的虎視眈眈下，很可能被瓜分掉。怎么辦？大家就趕緊要團結起來，一省一票，合在一起建立一個參議院，像美國一樣的十三州聯盟，就是聯邦體。在當時中國人心中，民主制是個好機制。中國可以簡單地復制，孫中山當時就是這種觀點。

建立了民主政治誰當總統呢？南北方勢力妥協的結果是袁世凱，但卻采取了最糟糕的政治模式———混合內閣制。內閣制要比總統制更不適合中國國情，內閣制的操作非常困難，國會中多數議員又是國民黨，這樣就不斷地出現內閣危機，這一方面是內閣制本身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當時中國完全沒有建立多黨民主制的條件，既沒有契約精神，也缺乏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成了一個黨爭的場所。章太炎對此曾有清晰的認識，他稱當時中國的議會制是“橫取他國之法，強勢本土”。

記者：于是當時的多黨議會民主制度失敗，內閣危機不斷。

蕭功秦：是。兩次內閣危機后，袁世凱最后采取下策，就是暗殺，接著就是引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凱隨后建立了獨裁政治，也是威權政治，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新權威主義政治，也是亞洲近代史上第一個新權威主義。袁世凱的軍事強人政治失敗后，從黎元洪，段祺瑞開始陷入軍閥混戰，當時強人政治的條件已經不具備了，段祺瑞只是強人中的一個，其他人的人不買他的帳。段祺瑞如此，馮國璋如此，到后來的吳佩孚也是如此。這樣就使中國整個社會失序，天下打亂，軍閥混戰。當時中國面臨的其實是一種碎片化狀態。

記者：中國是如何從這種碎片化狀態中走出來的？
蕭功秦：這種狀態非常危險。中國可能會出現長期無法統一的“五代十國”式的分崩離析局面。當時蘇聯是唯一對中國感興趣的國家，蘇聯通過讓中共參加國民黨，來實現國共合作，蘇聯支持國民黨軍事現代化。這樣就使得一個省———廣東省能在當時突然壯大起來，源源不斷的軍事專家，顧問和武器的支援。它后來迅速地通過各個擊破，在2年時間內就完成了整合中國。隨后就進入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的國家主義權威政治模式。

在這個模式下，從1928—1937年的國民黨開始了新的現代化嘗試，這一時期也被他們稱之為“黃金十年”。據統計，經濟增長年均11%左右，也為之后的抗戰奠定了最低限度的基礎，但由于抗日戰爭爆發。國民黨的脆弱的組織力、凝聚力、意識形態的信仰能力和內部的派系結構，在這個大風浪中迅速渙散。而抗戰突然勝利使得長期困頓中的“接收大員”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監督的情況下，陷入了“爆炸性腐敗”失控狀態，最終使得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的競爭中敗北。而隨著紅色革命的勝利，中國由此進入了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下的全能主義模式。

記者：這種模式最終失敗的原因何在？

蕭功秦：中國最終走向蘇聯的計劃經濟的全能主義模式，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中國面臨全面危機后，一次次解決方案都失敗后，使得一批知識分子認為只有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機構，深入和控制每一個階層和領域，才能重建社會、國家和組織制度，完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由于種種原因，解放后中國沒能選擇一個容納市場經濟的、能夠有效地推進中國現代化的新民主主義模式，而是走向全能主義的計劃經濟模式。這種體制缺陷非常明顯，首先抑制了微觀個體在經濟上的活力，用階級斗爭觀把人歸類，在戶籍制和單位制下，重新建構了社會“分”的結構，而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又缺乏利益激勵機制，整個社會在宏觀上陷入經濟停滯。二是在指令性計劃體制下，計劃制定者和決策者的信息獲取能力與處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難制定合理周全的計劃。三是這種計劃體制下的官僚病并不可避免。毛澤東在分析這種官僚病產生的原因時，認為既然公有制本身的結構沒有問題，那就是“資產階級上層建筑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腐蝕和破壞”，并據此發動了長達十年的“文革”。極“左”思潮的災難性后果，最終引起了執政黨世俗理性的覺醒，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道路。

如何評價改革開放的“維新模式”

記者：這就進入了改革開放的“維新模式”。

蕭功秦：我把這種模式稱為強國家—弱社會模式。這個模式在現代化轉型的初期或者起步階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繼承了大部分的全能主義的組織資源，通過黨組織對社會生活的滲透和社會生活的參與，黨中央對基層黨和單位的動員能力，國家對社會組織，對傳媒，對社團的有效控制，這些都被用來維護轉型時期的政治穩定。這種模式的優點是使得這個社會的政治參與始終保持一種較低狀態，低度政治參與形成的穩定非常有利于外資的進入，土地與勞動力成本十分低廉，政治與投資環境又十分穩定，由此形成的產品在國際上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另外，這種模式還有一個“延遲效應”的優點。所謂的延時效應，就是把民主體制下可能立即釋放的矛盾，通過強力控制而延時爆發，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穩定，能夠為高難度的改革贏得時間，有些矛盾在弱政府的條件下，可能早就爆發了，但強控制下能夠壓抑，政府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做一些短期內做不到，而長期內做到的事情。一旦新的矛盾與問題出來了怎么辦？還是通過這種“延遲效應”的再次延續來解決。但這種“延遲效應”可能也具有兩面性，也可能使問題積壓的越來越多，最終集中爆發而失控。另外，由于這種模式脫胎于全能主義，社會較弱，缺乏有效的社會制衡機制，以及權力內部本身缺乏競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所有權威政體都要面對的腐敗嚴重，社會不公嚴重等問題。

記者：中國如何在這種維新模式下最終解決這些問題？應該選擇哪種改革路徑？回到原來的問題，就是從千年文明史上該如何評價這30年改革開放的模式？

蕭功秦：如果從千年史的角度來看，近百年的中西文明碰撞，從文明結構上看，是多元競爭性文明與大一統的“安分敬制”性文明之間的碰撞，中國近代的挫折與失敗，與這種以分為內核心的文明共同體缺乏演進與適應能力有關。如果說，建國以后形成全能主義政治體制與經濟上“統購統銷，統分統配，統進統出”計劃體制，把社會重新歸位到一種集權控制程度更高的同質性、板塊型的、以“單位所有制”的“分”為基礎的組織結構里，從而使這一體制失去了微觀競爭力與適應新環境的能力，那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就在于，在政治威權體制的推動下，由于激活了社會內部的微觀個體、地方與企業的競爭活力，這就使一種小規模、多元性、自主性與流動性相結合而形成的競爭性機制，在中華大地上得以蛻變演化出來。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這一改革把社會成員、企業、社團共同體、各省、各縣、各鄉鎮，各村與個體，從板塊型的計劃體制中分離了出來，使它們在市場經濟領域與社會生活領域中，成為相對自主、相對多元的利益主體。市場經濟激活了多元利益主體的主動性。原先的大一統的計劃體制結構，分化為多元的、小規模的、競爭性的主體之間的關系結構。而小規模，多元性，競爭性，開放性的精神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被移入，是中國的經濟進步與社會文明進步的關鍵所在。

(蕭功秦，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預測”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當代中國政治思潮，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理論與比較。)

(文章來源：09年11月30日  《南方都市報評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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