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難題

1942年11月，李約瑟 （Joseph·Needham1900-1995）從倫敦出發，長途旅行四個月，由昆明輾轉抵達陪都重慶，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這是一個四肢發達、長得十分英俊的英國劍橋大學的生化學家，他對中國的興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帶南京普通話腔”的中文，來自于他的學生兼中國情人魯桂珍小姐的培育——他們在1989年才結為夫妻，當時，李約瑟89歲，魯小姐85歲。

年輕的生化學家李約瑟同時是英國工黨黨員，他很熱衷于參加各類政治活動，是一個熱血沸騰的左翼青年。他很向往東方的革命，同時又對中國的文化十分好奇，有一次，他問三位前來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我只見中國人來英國留學，沒聽說歐洲人去東方學習，是不是你們中國沒有科學？”被問及的學生告訴他，中國的天文學家張衡觀測氣象的“相風銅鳥”比歐洲的“候風鳥”早了1000年，中國醫生華佗早在1700年前就發明了“麻沸散”和懂得如何切除發炎的闌尾，而1400年前數學家祖沖之就把圓周率的值給計算了出來，這又比歐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這次對話是李約瑟對中國真正產生興趣的開始。1940年，李約瑟起草了一份《劍橋宣言》，表達了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以及希望促進歐洲與中國的文化和科技交流，這篇《宣言》寄達中國后，很是鼓舞了戰時的中國政府和知識界。這也最終促成了他的中國之行。

從1943年到1946年，李約瑟先后在中國做了11次的長途考察，路程長達3萬里左右。他形容自己是一個“圣誕老人”，一次次把試管、放大鏡、小型發電機、望遠鏡及科學實驗用的各種化學藥物分送給隱蔽在西部的、條件十分惡劣的中國科學家們。他還在敦煌發現了第一本印刷的 《金剛經》，在地震后的都江堰見識了中國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進。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提出了一個日后十分著名的 “李約瑟難題”（Needham'sGrandQuestion）。據他的觀察，16世紀之前的中國是世界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中國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圖書，在公元1088年，發明了“磁力導向”的指南針，在公元1161年發明了能夠拋出炸彈的投石機，管子對月亮周期的潮汐現象與亞里斯多德的觀察完全一致?？墒?，李約瑟的疑惑是：“為何中國在科技發展上長期領先西方，而現代科學竟出現于西方而不是中國？在最近的數百年里，中國的科技如何會停滯不前，以至于成了一個備受欺辱的衰老帝國的？”

這個“難題”改變了李約瑟的此后人生，他從一個生化學家成為了舉世聞名的中國科學史專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7卷。在西方的學術世界，他與美國人費正清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兩座讓人仰止的高峰。

李約瑟在研究中發現，由于中國關于技術的發明主要起于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與西方相較，中國這許多技術發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學史上那個特殊精神，即長期而系統地通過數學化來探求宇宙的奧秘。所以中國史上雖有不少合乎科學原理的技術發明，但并未發展出一套體用兼備的系統科學。

李約瑟把西方科學界所形成的“現代科學”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發展出來的“科學”則像眾多河流，最后都歸宿于此大海，他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边@一生動成語來比喻此現象。很顯然，他將“科學”從文化的整體脈絡中抽離了出來，作為一種特殊的事象來處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認為中國和西方的科學傳統走的是同一條路，今天已匯聚在“現代科學”之中。李約瑟相信，中國科學的“殊途”并不妨礙將來“同歸”于“現代科學”。

李約瑟還從政治制度的層面對中國科學的落后進行了審視。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中央集權超過2000年的國家，自秦統一六國之后，就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封建官僚制度”。

這種制度的正面效應是，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并使中國發展了以整體理論、實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國古代天文學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數據至今仍有借鑒價值，再比如大運河的修建等。而這種制度的負面效應是，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級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造成商業活動的壓抑與滯后。

“李約瑟難題”跟所有歷史難題一樣，其實是一個沒有結論的開放性假設。它的提出，既讓人們從一個嶄新角度審視中國文明的價值，同時也 “意外”地產生了兩種效應：一是激發了“老子祖上很厲害”的民族自戀情結；二是為本輪現代化的滯后找到了一個歷史性借口。這一代人所犯的錯誤，卻總喜歡從前N代人的“遺傳”中去尋找理由，這往往是歷史悠久民族的一個通病。此外，“李約瑟難題”的命題本身還遭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華裔文化學者余英時便指出，所謂“李約瑟問題”只能是一個“假問題”。他認為，中西對自然現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可以用“科學”一詞指所有關于自然現象的探究。但事實上，中、西這兩種“科學”同名而異實；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標準加以測量或比較。余英時還打比方說，這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于“棋”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游戲，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后”的問題?！爸袊茖W”如果沿著自己原有的軌道前進，無論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脫胎換骨，最后和以“數學化”為特征的西方“現代科學”融合成一體。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國科學史教授席文(Nathan·Sivin)的觀點與余英時相似，他認為，關于歷史上未曾發生的問題，我們恐怕很難找出其原因來，因此我們與其追究“現代科學為何未出現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事實上，進入20世紀之后，對“科學”的認識與反思正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命題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高舉的兩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賽先生（科學Science）。在1923年，胡適說：“近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倍终Z堂則在《吾土吾民》中寫道：“希臘人奠定了自然科學的基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與天文學，連印度人都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這都以分析性思維為基礎，但中國人卻未能發展自己的語法學，數學與天文學的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他們只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崩罴s瑟的工作正是對這些思考的歷史性延續，他給出的結論也許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正是問題本身。

李約瑟一生勤勉，獲譽無數，他創建了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英國女王授予他“御前顧問（CH）”的稱號。1990年，中國紫金山天文臺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 “李約瑟號”，1994年，他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首批外籍院士。在去世前的大半年里，他的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也幾乎不能視物，但他的思維仍然十分清晰，每天清晨，他仍象征性地堅持去研究所上班。他最后一次離開辦公室是1995年的3月23日傍晚，第二天，他告別人世。在37歲之前，李約瑟不認得一個漢字，他是一個頂級的生化專家，甚至被稱為“化學胚胎之父”，而后來的經歷則讓他成了中國科技史的權威。正是1942年的中國之行，讓他真正走進了中國。他不喜歡別人叫他Joseph·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漢”，而堅持“李約瑟”的叫法。他睡前與早起時，不穿西式睡衣，而是藍布長衫，一位聽過他講演的學生回憶說，他是“一個結實的人，個性非?；顫?，穿著咔嘰布料的長衫，上裝戴著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藍白的牌子……他喜歡別人叫他李先生，談話明白而快捷”。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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