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下卷連載四(1)

內容簡介:

作者，吳曉波?！兜幰话倌辍罚ㄏ戮恚┯浭龅氖?938年——1977年間的中國商業歷程，這段歲月因為歷經戰爭與動蕩而無比曲折，但卻賦予了我們走到今天的信心與勇氣，因此具有別樣的意義。

目錄：第四部1938－1948：抗戰與掙扎

1938怪亂的“孤島”

1948 最后的“打虎”

第五部1949－1958：沸騰的開局

1949 兩陳治滬

1956年：“絕種”

第六部1959－1977：以“革命”的名義

1959 最苦難的三年 

1976 轉折的前夜

（詳細目錄見文章后附）

1956  “絕種”

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唱起那動人的歌謠。

—蘆芒：電影《鐵道游擊隊》插曲 ，1956年

私人資本在中國的“絕種”，僅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私營企業家積極配合了政府的決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樂松生，他是國內最出名的百年藥號同仁堂的總經理，南方的領頭者則是最大私營企業集團上海申新公司的榮毅仁，他們先后都

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長，一時人稱“北樂南榮”。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營工商業者提出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營工商業宣告全部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已經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同日，毛澤東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紡織印染廠視察。他風趣地對時年40歲的榮毅仁說：“你是大資本家，要帶頭?，F在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了，老板換了?！彪S后他問：“公私合營后生產怎么樣？”榮毅仁回答說：“比以前要好?！?/P>

在視察后，榮毅仁當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體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要在6天內實現上海全行業公私合營。新華社記者問起榮毅仁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說：“我的企業已經實行公私合營，還準備實行定息的辦法，這樣每年利潤更有了保證。我已經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表示了決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潤以投資企業和購買公債的方式，用來支援國家的建設。我個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崗位上來盡我的責任，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主義有貢獻的人?！?/P>

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在20萬民眾的歡呼聲中，樂松生登上天安門城樓，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澤東主席獻上北京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喜報。由新華社攝影記者侯波拍攝的《樂松生向毛澤東送喜報》，第二天登上了全國所有報紙的頭版，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度嗣袢請蟆钒l表社論說：“遠大的理想，已經開始變成現實，在我們的國家里，已經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城市?！?/P>

1月20日，上海召開公私合營大會，工商界報喜隊的一名代表裝扮成“天官賜?！钡臉幼觼淼綍鱿蛉藗儓笙?，宣布全市205個行業、10萬多戶私營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第二天，在早春的細雨中，上海舉行20萬人的盛大游行，敲鑼打鼓慶祝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據當時的報紙描述：“大會在誦讀完寫給毛主席的報喜信后，人群立即歡騰起來。無數氣球在人們頭頂上方飛舞，宛如五彩繽紛的海濤。鞭炮的青煙在蒙蒙細雨中凝結成一片片云霧，久久揮之不去。人群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由西裝革履的工商界人士組成的隊伍，諸多年老的資本家一邊扭著秧歌，一邊向周圍的群眾歡呼招手。從這一刻起，他們及其家屬將放棄剝削，學會本領，爭取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痹跓崃业娜巳褐?，榮毅仁大聲地朗誦道：“社會主義改造對于我失去的是屬于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于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人與人的爾虞我詐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為勞動人民的人與人之間友愛和信任，這是金錢所不能買到的?！?/P>

隨后，全國各大中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天津，盛大的游行隊伍第一排是由一群資本家的太太們組成的，一年后的《人民畫報》對其中的7個人進行了追蹤采訪，龔錦成了天津市第四醫院X光部的護士，沈恩秀進入天津人民造紙廠當了文化教員，張玉英成了社區托兒所的一名老師，岳東平進入夜校學習，蔣恩鈿大部分時間在做翻譯工作，另兩位也在“努力學習，爭取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應于1967年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基本完成的時間，比原計劃提前12年。這個速度不僅超出我們大家的預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預料?！?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公私合營走得很快，這是沒有預料到的。誰料得到？現在又沒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雹?nbsp;

變化比計劃快，這是中國常有的事。不過，事情快起來之后，也會發生預料之外的狀況。正是在這次重要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向陳云提出了一個“小問題”：為什么東來順的羊肉變得不好吃了？

東來順是北京城里一家有150年歷史的老字號飯館，它以涮羊肉出名，其羊肉“薄如紙、勻如晶、齊如線、美如花”，投入湯中一涮即熟，吃起來又香又嫩，不膻不膩。1955年，東來順搞了公私合營，改名為民族飯莊，從此它的羊肉再也涮不出原來的鮮美味道了。民間因此有人調侃說：“資本主義的羊肉經社會主義改造后，就不好吃了?！边@些言論傳到了毛澤東的耳朵里。 

陳云對這一現象也早已觀察到了，自從公私合營之后，很多老字號的質量明顯下滑，除了東來順的羊肉，常常被群眾議論的還有全聚德的烤鴨，這家烤鴨店的烤鴨變得“烤不脆，咬不動，不好吃了”。陳云專門針對東來順羊肉和全聚德烤鴨去作了調研。所以，當毛澤東向他提問時，他當即給出了回答。

東來順的問題是“我們輕易地改變了它的規矩。東來順原先只用35~42斤的小尾巴羊，這種羊，肉相當嫩。我們現在山羊也給它，老綿羊也給它，凍羊肉也給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價錢原來一斤是一塊兩毛八，合營以后要它和一般鋪子一樣，統統減到一塊零八，說是為人民服務，為消費者服務。這樣它就把那些本來不該拿來做涮羊肉的也拿來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來一個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營后要求提高勞動效率，規定每天切50斤，結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當然就不如原來的好吃了”。

全聚德的烤鴨也是同樣的問題，原來的烤鴨用的是專門喂養100天左右的鴨子，有嚴格的喂養規矩，飼料主要是綠豆和小米，糧食統購統銷和公私合營后，烤鴨店的原料由國家統一調配，給他們的是農場喂養的老鴨子，結果自然是不好吃了。

毛主席問陳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陳云坦言了他的看法，他談道：從北京開始發起全行業合營后，全國各地的私營工商業很快都公私合營了，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但是應該看到，現在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工作僅僅是開始，并不是已經結束了……商店中的大店、小店，連夫妻老婆店，統統合營了。以北京為例，私營商業共20萬戶，雇店員的不到1萬戶，50%以上是不用店員的。政府對于不雇店員的商店本來是要采取經銷、代銷的方式，但是高潮一來，他們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遞申請書，要求公私合營。沒有辦法，只好批準。他們人數很多，鋪子很多，如果一律采取對待資本主義商業那種方式，對營業是不利的。

陳云還以自己家門口的一個小鋪子為例，詳細闡述了他對個體小商業的看法。他說：“那是一個只能站兩個顧客的小店，但是它賣的東西適合那個地方群眾的需要，有文房四寶、牙刷牙膏、針頭線腦，直至郵票，樣樣都有。這種小鋪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賣什么，對群眾很方便。他們賣的方法也跟百貨公司不同。百貨公司的信封，是成扎賣的，他們一個也賣。百貨公司的信紙是成本賣的，他們一張也賣。售貨時間也不一樣，百貨公司是８小時工作制，到點關門，他們是晚上12點敲門也賣東西。這樣的鋪子居民很需要，所以能夠存在下去。如果他們也跟我們一樣，干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①一律30塊、35塊發工資，我相信品種就不會那么齊了，半夜12點鐘門也敲不開了。全部改變以后，他們的經營積極性就會大為降低，對消費者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對這些人要繼續采取經銷、代銷的方式。這種小鋪子可以向兩方面發展，一部分吸收到國營公司里來，或者變成公私合營的商店；還有一部分，在很長時間里要保留單獨經營方式。手工業者、攤販等，更要長期讓他們單獨經營。比如雕刻，如果這種人也組成合作社，進貨是統一的，銷路是統一的，那他的手工藝品就做不好。北京的餛飩擔怎么辦？上海弄堂里的白糖蓮心粥怎么辦？對他們應該很寬很寬。他要求加入合作社，也只能是掛個牌子，報個名，登記一下就算了。把他們組織起來，每個人要在一個小組，統一進貨，統一經營，統一核算，那就有一種危險，即餛飩皮子就不是那么薄，而是厚了；肉不是鮮的，而是臭的了。所以要長期保留這種單獨經營的方式。把他們搞掉了，對人民對國家都是不利的。我們是要改組工商業的，但并不是每個小廠統統需要改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調整。如果輕率地并廠并店，就會給經濟生活帶來很多不便?！?/P>

陳云因此得出的結論是：“我看社會主義社會，長時期內還需要夫妻店?！贝送?，他還對私營工廠的效率和質量下降提出了建議，認為，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以后，原有的生產方法、經營方法應該在一個時期以內照舊維持不變，以免把以前好的東西也改掉了?！安荒鼙３趾玫钠贩N、好的質量的情況，在統購統銷以后就發生了，因為我們沒有什么競爭，統統是國家收購的，結果大家愿意生產大路貨，不愿意生產數量比較少和質量比較高的東西?！?/P>

在熱火朝天的1956年，東來順的羊肉變得不好吃了，看上去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問題。但是，敏感的人還是從中讀出了巨大的體制性隱患，它將困擾人們長達22年之久。就當陳云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時，中國兩位學者卻從制度層面上開始了破冰式的反思。

他們是顧準和孫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

此時的顧準正在中央黨校潛心學習，他從早到晚都鉆在圖書館的書庫里讀書。過去的三年里，他通讀了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蘇聯理論家們的計劃經濟理論、黑格爾以及凱恩斯的著作，此外還讀完了《中古世界史》、《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浩大而孤獨的閱讀經驗，讓他變成了一個獨立而敏銳的思想家。他對國家的經濟建設模式，漸漸形成了體系式的看法。在1955年12月的日記中，他如此評論“一五”計劃：“工業建設，必須使用現代技術，迎頭趕上。但是，如果僅僅依靠輸入的計劃工作，輸入的工業化方案，這不只是經濟建設上的教條主義，也不是從中國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東西?！边@樣的言論在當年無疑是大逆不道。就在這時，顧準開始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與顧準達到同樣思想高度的另外一個學者，是他的江蘇老鄉孫冶方。這是一個1924年就入黨的老黨員，1949年當過上海市軍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與顧準有過同事的經歷。1954年他赴京升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接著又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所長。正是在這一時期，兩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

有一次，顧準翻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與孫冶方進行討論，這段文字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止以后，但社會化的生產維持下去，價值規律就仍然在這個意義上有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最后和這各種事項有關的簿記，會比以前任何時候變得更重要?！?/P>

對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讓兩人的思想打開了一扇危險的窗戶。1956年6月，孫冶方在《經濟研究》雜志上發表《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1957年，顧準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他們破天荒地認為“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驚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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