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規則的確定應對結果的不確定

我認為我自己并沒有起碼的遠見，可以有把握地談論中國的未來。即使沒有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國的未來也充滿著不確定性。作為一個擁有十數億人口的大國，地域遼闊，內部發展極不平衡，過去的很多包袱還糾纏著它前進的步伐。在達到了人均2000-3000美元的發展高度以后，中國經濟究竟還能不能持續、健康地保持高速增長，是一個沒有確定解的問題。

的確，可以和未來中國30年最緊密地連接到一起的關鍵詞，就是“不確定性”。在某種程度上，當下的這場金融和經濟的危機，就是不確定性的一個證明。記得在去年“領袖年會”的時候，因為在開會之前做了一些調查，特別是在柳傳志領導的聯想投資的幾十家中小工業公司的形勢分析會上，聽到了廣東一家公司從業15年來第一次在2個月內沒有得到一張訂單，引起了我很大的警覺。后來我又看了一些數據并做了一些實地訪問，所以在去年的年會上，我就提出，雖然當時宏觀方針還是防止過熱，但是在企業層面可能要準備對付寒冷。即便如此，這頂多也只是從邏輯上認識到，過多的貨幣一定會出問題，正像過山車一樣猛沖的市場價格，終究會遇到深谷。但是，對今年經濟形勢從驟熱轉向驟冷，特別是對9-10月以來市場價格自由落體般的暴跌，當時還是完全沒有預料。

這是一個要面對的長期議題。無論公司、行業還是國家，當沒有預想的事情突然發生的時候，究竟怎樣來應對？這個問題本身充滿著矛盾性，因為所謂不確定性，在定義上就是無法根據過去的經驗來推斷事件未來發生的概率。既然過去的經驗甚至不能在概率水平上預測未來，那么應對又從何談起？天有不測風云，我們到底怎么度過未來的歲月？

破解這個難題，可以從一個基本事實出發。這就是上面提到的不確定性，并不是現在才有的，它早就出現了，也一直陪伴著我們。任何公司、行業、國家在一路走來的途中，總不能完全避免不確定性的糾纏，人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對付過不確定性。從事后才看得出來的成敗得失中，我們可以獲得經驗教訓，可以得到啟示。利用這次年會這個機會，我就這個題目談一點認識，就是以確定的規則來應對不確定的結果。

我們不妨先從體育比賽談起。高度競爭性的體育比賽，結果總是不確定的。這正是大賽吸引全球億萬觀眾的原因。但是，比賽結果的不確定卻要求比賽規則具有高度的確定性和明確性。任何短跑運動員都難以事先確定他或她是否一定比別人跑得快。但是，他或她也一定要明確知道，那個比所有人跑得快的運動員，一定是比賽的冠軍。沒有確定的比賽規則，運動場中人的努力和注意力就根本無從集中，也就不可能有精彩的、結果不確定的比賽。

經濟活動遠比體育賽事復雜，但道理是相通的。沒有非常明確和確定的規則，市場中人的努力和注意力，同樣不可能集中于結果不確定的經濟競爭，也就無從動員人們勇敢地面對未來市場的不確定性，盡最大努力爭取收益、避免災禍。

那么，哪些確定的經濟規則對未來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呢？

第一，積中國過去30年的經驗，或許還要加上更久遠年代的教訓，我們認為一個可靠的企業制度具有基礎的意義。這是一套關于企業創立、營運、兼并和破產的規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護創業者人力資本與財務資本的合法權益，從而鼓勵社會的方方面面，把資源投入到回報極不確定的在市場里創辦企業的過程中來。這是我們走過了歷史的彎路，終于找到的承認、保障、鼓勵多種所有制企業并存、平等競爭的一條路徑。這一點無論如何也不能動搖。

企業是對付市場不確定性的組織。既然沒有人可以事先打保票，對一個企業的投入一定可以得到多少回報，那就要有很確定的規則：投入企業的資源所有者可以獲益的權利一定要得到明確的保護。這個規則很抽象，因為對應的內容完全沒準，究竟有多少獲益，還是賠本的買賣，甚至血本無歸？事先根本不能保證。能明確的，只是投資獲得回報的權利。這是企業制度的基礎，否則就沒有辦法動員人們把資源放到市場里的公司來與不確定的未來搏斗。這是決定未來能不能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拿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現在與改革開放早年的時候相比，對創辦多種所有制企業的歧視已大大減少了，企業經營的環境也顯著改善。但是，進入到細節觀察，某些歧視依然存在，過高的制度費用還是妨礙企業集中注意力對付市場。所以，當前的危機也是一個機會，進一步消除歧視、改善企業運營環境，形成一個各種企業真正平等競爭的局面，其中也包括新創辦企業和老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要有一個非常牢靠的基礎，動員人們把資源、精力、能力和企業家精神放到企業來，雖然結果不確定，但只要有正的結果，就一定有正的回報，正如有負的結果，也一定要承擔責任和損失一樣。這是對付市場不確定性的最基礎的確定性規則。

第二個確定性的規則，就是要由反映供求的價格機制來指導資源配置，使之成為全部資源配置的基礎。價格是靈活變化的，但靠價格機制發出信號引導生產則是非常確定的。這是因為，無論明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會減緩到什么地步，中國已經是一個大經濟，再也不像一個封閉的村莊經濟，可以按照自家或鄰居的需要直接指揮生產。作為一個開放的大經濟，唯有抽象的、變動的相對價格才能準確而靈敏地顯示社會的真正需要。政府不應任意對價格的變化進行行政干預和管制，因為那將阻礙供求信息的傳遞，妨礙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三個就是貨幣的穩定。這場全球性的金融災難，講到底是貨幣問題，就是政府控制的法定貨幣的發行，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的需要。在某些短期壓力下，首先是美元的增發和超發太多，并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和主要結算貨幣影響了全球經濟。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大國，究竟怎么處理好自己的貨幣，怎么讓人民幣擁有制度上的穩定性和規則上的可靠性，杜絕在任何短期壓力下依賴超發貨幣“振興經濟”，還是一個有待探索的難題。不過，這次因為貨幣超發帶來的資產價格從飛漲到飛跌，從通脹到通縮，應該讓產業界和企業認清，貨幣規則的不確定一定會帶來信息的嚴重誤導，最終帶來措手不及的打擊。中國要爭取未來的健康增長，就要努力使確定性的貨幣規則高于傾向于相機調控的權威。

再一點就是稅收。任何經濟增長不可能沒有強大的國家保駕護航，而強大的國家就要靠有效的稅收來維持。但是，稅收具有合法強制性，容易被利用過度，從而適得其反。作為一個轉型經濟，從農業經濟轉向工商業，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確實要發生稅種和稅制方面的巨大變革。但是，作為合法強制性的稅收體制，本身又要具備程序合法的嚴肅性，不能成為一個過于靈活的調控開關，想撥一下就撥一下，這樣會增加各方面對未來的人為的不確定性。稅制改革還是要堅持簡化稅種、降低稅率、普遍征收的基本原則。離開一個確定的稅收環境，企業和企業家對付市場不確定的搏斗意愿就會下降，那不但是企業的損失，也是整個社會包括政府的損失。

考慮到稅制變革與穩定之間的矛盾，有一點可能很重要，就是要把總的稅負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在憲法層面確定下來?，F在的經濟困難，很大程度上是國民收入的大分配出了問題，就是居民家庭占有的比重偏低，政府的比重偏高。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啟動消費或拉動內需，就不容易辦到。因此，要考慮一個稅收總量的穩定比例，加了這個稅，就要相應地減少其他的稅。中國要在未來成為偉大的國家，一定要在這件事情上達成政府、企業、居民之間最基本的一個共識，有一套制度限制，不要讓合法強制性的稅收變成一個過頭使用的權力，導致投資、創業、生產的意愿下降。

最后，所有影響市場行為的法律，都要有很高的穩定性、可靠性、透明性和變更程序的權威性。這是轉型當中不斷會遇到挑戰的問題，即法律的穩定性、權威性和轉型經濟難以避免的變通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究竟怎樣處理為好？我想根據這些年的經驗教訓，包括《勞動合同法》頒布以后遇到的問題，要考慮一條很肯定的意見，就是凡是沒有很大把握的法律，或者只經受了經濟高峰的檢驗、卻沒有經受經濟低谷考驗的法規，一定要先在地方和局部進行試驗，然后才可成為全國性的正式法律。貿然立一個法，經不起經濟低迷的考驗，受損害的就不但是產業和市場，而且是連帶國家法律的權威。

總起來說，基本規則的確定，有助于動員人們振奮企業家精神去應對結果的高度不確定。中國的老話說，“以不變應萬變”，這是了不起的傳統智慧。今天要強調的是，以不變的規則應對萬變的結果。

最后我想講，“不確定性”其實是中性的。它不一定意味著僅僅就是災難。不確定性也可能是未曾預料到的、非常好的結果。剛才吳敬璉老師講到，今天的中國再困難，與1978年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要是還站在1978年，我相信我們沒有人可以從那個時候的過去，推斷出未來中國30年、也就是2008年中國的經濟圖景。從這點看，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在當時來說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這是意想不到的機會，意想不到的發展，意想不到的財富。所以，如果我們在法治社會與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方面，經過改革奠定一個扎實的基礎，那么，未來的中國不但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應對那些災難性的不確定性，而且也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承接機會、承接運氣、承接未來。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本文為作者在“2008企業家領袖年會”上的發言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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