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文化接軌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自居，號稱“以禮治國”，對“禮”自然格外注重。在所有的禮儀中，最為莊嚴、神圣、隆重、嚴格與不可“冒犯”的，當屬覲見皇上之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禮”是“權威”的象征或來源，維護、加強“禮儀”就是維護、加強“權力”，所以要不顧一切地維護“成禮”，有時甚至重 “名”遠甚于重“實”。由于中國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國”，所以華夏之外統統是“不文”的野蠻世界。其他民族、國家都是 “化外之邦”的“夷”“狄”“蠻”“番”。而且，又以中國作為遠近的標準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為“生番”和“熟番”，對其名稱的翻譯往往還要加 “犭”或“口”字旁，以表歧視。無論“生番”“熟番”，都要靠中國的聲名文物，典章制度，禮樂規范來教化。

但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 “華夏中心”世界觀的徹底崩塌。這種崩塌不僅是國家主權、領土等受到侵犯，而且與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傳統的綱常倫理、聲名文物、禮儀規范等開始動搖。這一過程無疑是痛苦的，朝野都難以接受。而最不能忍受的是華夏文化最高的禮儀性象征——晉見皇帝的禮儀居然受到了 “褻瀆”。那些屬于化外“生番”的“洋鬼子”作為“貢使”，來到位居“世界之中”的“朝廷”拜見皇帝，即“真龍天子”時竟然提出拒不跪拜，而只行鞠躬之禮。但在洋人的船堅炮利面前，朝廷無可奈何，不能強迫他們跪拜中國皇帝，然而又不能容忍有幾千年傳統的最高禮儀被破壞，于是陷入了難解的兩難之中。

早在乾嘉盛世，來自化外（口英）咭綟的 “番臣”馬戛爾尼（GeorgeMacartney）和阿美士德 （WilliamPittAmherst）就偏不肯行覲見皇帝的跪拜之禮，不僅明拒“教化”，自甘墮落，且生出一段又一段難了的是非。

乾隆五十八年（1793），馬戛爾尼率領有700余人的龐大船隊從英國來到中國。他以為大清乾隆皇帝祝壽為名，實想為經濟正在飛速發展的英國開辟一個巨大的商品市場。他有兩個具體目標：一是希望清政府開放市場，擴大與英國的貿易；二是在中國首都設立常駐外交機構，建立經常性的外交關系。馬氏一行輾轉來到北京后，他沒想到卻因覲見皇上之禮與清廷爭論不休，最終沒有達到目的。乾隆皇帝則斷然拒絕了駐使、通商這兩項要求，并諭告英王：“奉天承運皇帝敕諭（口英）咭綟國王知悉：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教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并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所謂“天朝體制”，是指各國只有愿意來天朝當差者才準其長期居京，既然在天朝當差，實際就是天朝的臣民，因此，要“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準復回本國”。乾隆確實無法理解馬氏提出的在各國首都互派外交使節，認為這是無稽之談。對通商要求，乾隆皇帝則認為毫無必要，因為“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并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瘪R氏一行在受了一番羞辱之后，一無所獲，于10月初被迫離京返國。

嘉慶二十一年（1816）又有阿美士德率團來華，中方仍認為這是英國“迭修職貢”，誠心向化。不想雙方又因是否跪拜而爭論不休，最后稱病，不見中國皇帝。嘉慶皇帝得知詳情自然大怒：“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當日便傳旨遣其回國。

最終，“世界最強”的國家終于按捺不住，悍然發動鴉片戰爭，用暴力同中國對話，迫使“禮儀之邦”一點點屈服于西方的“語言”。中國終于在血火中被強行納入一個新的世界體系，當然，這個過程是曲折而痛苦的。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締約談判中，清政府對英、法侵略者割地賠款諸條照單全收，但對英法代表提出的向咸豐皇帝親遞國書的要求卻嚴加拒絕，激烈抗議道：“此事關系國體，萬難允許”，表現出少有的堅決。視“禮儀”重于“地”與“款”，后人可能難以理解。不過幾經談判之后，清廷還是不得不同意外國公使駐京，這使“天朝體制”被打開一個不小的缺口。咸豐帝不久病故，由其年僅五歲的兒子載淳（同治帝）即位，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西方使節覲見皇帝之事便暫時擱置下來。

1873年2月，同治帝親政，西方使節再次提出覲見皇帝的要求，對中國來說根本性的“禮儀”問題再也無法回避。對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覲見，必行跪拜之禮，但又為外國駐華使節嚴拒，于是雙方開始了為期4個月的有關禮儀的激烈爭執。

由于事關重大，在這4個月之中，各路官員紛紛發表意見，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少官員堅決表示絕不能允許不行跪拜之禮，提出“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即“中國出使之臣，在外國則行外國之禮”，外國駐華使節“在中國則行中國之禮”。由于外國不行跪禮所以中國“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國國君、元首行跪禮，而外國使節在中國必須向中國皇帝行跪禮。

對此，洋務重臣李鴻章也奉命發表意見。李鴻章自然明白中國早已失去“天朝上國”的地位，傳統的禮節不可能不改。但此事畢竟事關重大，反對改變者將其上到事關國體、乾綱的地位，因此在奏折中他首先不說明自己的觀點，而是“肯定”自己堅決反對的觀點：“所陳各節皆系正論。朝廷體制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諸臣，共有此心”。其潛在意思是，無論什么觀點，無論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論”，都是耿耿忠心為朝廷考慮。接下來他仍不說明自己的觀點，而是肯定從咸豐九年到現在十幾年間，一直具體經辦此事的總理衙門為此已盡了最大努力，不是親辦此事的人，很難體會其中甘苦。

然后，他指出道光、咸豐年間中國已與侵略中國的一些西方國家訂立條約，也表明這些國家與中國“儼然為敵體平行之國。既許為敵國，自未便以屬國之禮相待”。因此，“各使臣拘執該國體例，不愿改從中國禮儀，固人情之常，無足怪者”。

他進一步提醒甚至恐嚇說，如果拘泥于跪拜禮儀而拒不接見外國使節，雖然眼下不至于“遂開兵釁”，但現在“中外交涉事件繁多，為日甚長，洋人好體面而多疑猜”，結果會“積疑生釁，積愧生忿，將來稍有齟齬，必先引為口實”。而且，這也并非“圣主包容六合駕馭群雄之志量也”。他進一步提醒朝廷，這種“禮儀”遲早要改，已是歷史的趨勢，如果“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歷史潮流，確難抗拒。

由于事關根本原則，李鴻章必須從中國儒學經典中尋找根據。他以孔子的“嘉善而不能，所以柔遠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樂天也”來為自己論點辯護?！凹紊贫?不能”就是說對別人的優點要承認欣賞，對別人的不足要同情寬容，所以在“禮制”上洋人有缺點不足，我們要寬容才能“柔遠”?，F在中國在這方面遷就洋人，并非丟臉之事，而是孟子所說的“以大事小”的“樂天”表現，也就是朱子所說的“仁人之心”?？傊?，“禮制”的這一重大變化完全符合圣賢教導。凡事必須符合本本，符合圣賢經典，必須找出語錄作為合法性論據，確是中國深厚的傳統。

他看出朝廷還擔心廢除洋人晉見皇帝跪拜禮節，很有可能導致中國臣民對“跪拜”的懷疑，進而導致對皇權的懷疑。所以他又特別指出：“交鄰國與馭臣下，原是截然兩義。朝廷禮法嚴肅，中國臣庶所不容絲毫僭越者，非必概責諸數萬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币簿褪钦f，中國的“禮法”只能用于內，而不能強行于外，但不行于外，并不會導致不行于內。他接著強調“禮”要隨“時”而變?，F在十幾個國家在京城和通商口岸駐有使節，“實為數千年一大變局，不但列祖列宗無此定制，即載籍以來，昔圣昔賢亦未預訂此禮經。一切交接儀文，無可援據。應如何斟酌時勢，權宜變通，是在議禮制度之天子，非臣等所敢妄擬也”。這里，他明確提出列祖列宗和古時圣賢都未對現在大變局時代的禮儀制度做出規定，所以根據時代變化權宜通變、議定禮法等事應由現在的天子決斷。

一直負責此事的總理衙門也力主允許外國公使覲見同治帝。終于，朝廷在1873年6月14日降諭“著準”各國使臣覲見。6月29日，一些國家駐華公使以五鞠躬而非跪拜之禮，在紫光閣覲見了清同治皇帝。

不管怎樣，在這“關系國體”的最高、最重要原則與世界“普適價值”接軌的方向上，中國畢竟邁出了艱難的一大步。當然，這只是對外。對內卻并未與“普適價值”接軌，清王朝仍堅持國內臣民在皇上面前必須跪拜的 “特殊性”，直至其覆亡。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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