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生印書

1927年10月17日，五條大漢持槍闖進上海極司菲爾路 （現名萬航渡路）的一處民居，綁架了正在吃晚飯的張元濟 (1867-1959)。綁匪索價30萬元。有一個綁匪看見張穿的毛衣上面有一個破洞，覺得很奇怪，就問，你這么有錢的人也穿破衣服呀。張元濟真的不是有錢人，被綁架后，全家變賣了股票、首飾，僅湊足5000元，綁匪的贖金從30萬元降到15萬元，再降到10萬元、5萬元、3萬元，六日后只好以1萬元放人。

穿著破洞毛衣的張元濟確實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出版商人。1920年代，上海的文化產業曾經創造過一個驚人的奇跡：該市一年的圖書出版量竟大于美國全年的圖書出版量。奇跡的創造者就是張元濟和他領導的商務印書館。

張元濟是浙江海鹽人，號菊生。他是光緒年間的進士，曾任刑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為官期間，他與比他小一歲的翰林院編修、同年同省進士蔡元培共憂國事，頗為交好。1889年，他的官房走進兩個剛剛獲得任命的新章京，他們一個是康有為，一個是梁啟超。張、蔡積極參與康梁變法，戊戌政變后，張元濟被朝廷 “革職永不敘用”，于是受盛宣懷之邀到上海南洋公學 （現在的交通大學）擔任譯書院主事，蔡元培同樣立志教育，后來也到南洋公學擔任總教習。1902年，張元濟突然辭教，到閘北一個小小的印刷工廠——商務印書館當主管。也是在這一年，朝廷頒布了 《欽定學堂章程》，張元濟深感新式教育缺乏一套新型而統一的教科書，于是就與蔡元培一起來設計新的教育方針。兩年后， 《最新教科書》國文第一冊出版，一面市就銷售一空。就是這一冊薄薄的教科書，把當時只有一個石庫門房子的商務印書館推上了成功的天梯。幾個月內，《最新教科書》銷售十余萬冊，成為全國各地學堂代替四書五經的惟一新式課本。到清廷滅亡的1911年，張元濟出齊了各年級、各學科課本共375種，凡801冊，也就是每個月要編出8冊，完成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工程。商務印書館的經濟收益自然十分驚人，它一躍而成為全國最大的出版印刷企業。

民國成立后，張元濟順勢推出113種 《共和國教科書》。從1919年到1937年，他動用國內外50余家公私藏書影印出版 《四部叢刊》、 《續古逸叢書》、百衲本 《二十四史》3種叢書共610種近2萬卷，張元濟幾乎以一己之力留存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所有精華，這個工作之前只有下令編著 《四庫全書》的乾隆大帝曾經嘗試過。為了普及新知識，他投資編輯出版大型百科全書式的低價普及系列書《萬有文庫》，前后出版了2000卷。他還主持編撰我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現代工具書的出版先河，這些出版物對國民人文精神的蘇醒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啟蒙作用。同時，他創辦編譯所，編著和翻譯海內外作品，到1925年時，各路專家達286人，群星璀璨，幾乎囊括了當時文壇的半數豪客。極盛時的商務印書館占地80畝，資產規模2000多萬元，擁有1200臺機器、4500名員工和43家分館，每天都有新書出版。商務印書館還編輯出版了十多種發行量很大的雜志，如 《東方雜志》、《小說月報》、 《教育雜志》、 《婦女雜志》和 《學生雜志》等，形成了圖書與雜志兩大關聯互動產業。

自1919年之后，北京被軍閥統治，大量文人南下上海，造就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文化景象。二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界，涌現了多位抱負豪放、精于經略的文化商人，除了張元濟之外，還有經營 “中國第一大報” 《申報》的史量才，拍攝了第一部武俠電影 《火燒紅蓮寺》的張石川和他的明星影片公司，創辦了全國發行量最大畫報 《良友》的伍聯德 （《良友》創刊于1926年，一直到10年后，亨利·盧斯才創辦了全美第一份類似的大型生活類畫報《生活》），經營全亞洲最大游樂場“大世界”的黃楚九等。正是在這些人的推動下，上海替代北京成為新的文化中心，而它的文化特征又是“對傳統文化和外國模式的雙重背叛和繼承”。到抗戰爆發前，上海有30多家廣播電臺，36家電影院，200多種雜志——幾乎相當于全國雜志總數的95％，還聚集了全國出版社中的86％。張元濟還建成了遠東最大的公共圖書館東方圖書館，藏書46.3萬冊，其中8萬冊是外版圖書。

張元濟出身傳統的文人世家，在經營上卻完全借鑒西方企業的管理模式，商務印書館有十分健全的管理規章制度，張在廠里一貫不茍言笑，對任何人都十分嚴肅。在日常管理中，他對兩件事情抓得最緊，一是技術，二是人才。當時的全球印刷業正處在技術革命的周期里，為了提高效率和競爭力，張元濟對印刷技術的每一個細節都非常重視，每次股東開會，時間花得最多的就是討論如何更新設備。他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就是每個管理高層都要出國考察學習。對于人才，他更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一次，一個20出頭的練習生給他寫信，指出新出版的 《辭源》里的一些錯誤，他認為是人才，就破格提拔他擔任 《小說月報》主編，這個叫沈雁冰的年輕人后來以 “茅盾”的筆名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他退休時選中的接班人王云五也沒有任何學歷，是一個自學成材的奇才。作為國內最大的出版機構的總經理，張元濟數十年提攜年輕人無數，日后很多文人在回憶他時都用一個定冠詞曰： “恩公張元濟”。

張元濟數次謝絕出仕為官，一生專注于出版一事，這跟游走在教育和政界之間的老友蔡元培頗為不同。他曾在一封致蔡的信中說： “蓋出版之事業可以提撕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尤要?！碑斈甑那嗄暾戮┖秃擦衷壕幮?，一南一北，分別造就中國最大書局和最重要的高等學府，真正是美事一樁。

張元濟一生所嗜唯有圖書，他在極司菲爾路的居家門口掛了一個小木牌子，上寫四字： “收買舊書”。1932年1月28日，中日軍隊在上海閘北交戰，商務印書館寶山路總廠被投擲6枚燃燒彈，工廠全部化為灰燼，日軍還放火燒毀了東方圖書館，據當時記錄，是時，濃煙遮蔽上海半空，紙灰飄飛十里之外，火熄滅后，紙灰沒膝，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其狀慘不忍睹。據統計，商務印書館資產損失1630萬元，占總資產的80%。東方圖書館的全部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共3.5萬冊；全國最為齊備的各地方志2600多種，共2.5萬冊，悉數燒毀，這成為張元濟一生最大痛事，時年已65歲的他痛不欲生。但他很快振作了起來，提出 “一息尚存，仍當力圖恢復”。半年后，印刷廠就恢復了正常生產?？箲饡r期，商務印書館遷至四川，日軍抄走上海工廠里的460萬冊圖書和50噸鉛字。張元濟留居 “孤島”，拒絕與日本人和汪精衛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際，寧可賣字為生。某次，有兩位日本學者求見，他在對方的名片背后寫下八個字： “兩國交戰，不便接談”。又一次，汪精衛政府的浙江省長傅式說送來一幅畫卷，請他題字，同時附有11萬元的支票，他退回支票，修書一封曰： “是君為浙省長，禍浙甚深……以是未敢從命”。

新中國成立，張元濟受邀參加了開國大典。他跟蔡元培都親眼見到過光緒皇帝、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此時，蔡元培已經在1940年去世了，唯有他身歷三朝更迭，目睹五任首腦，無意中留下了一項無人可及的記錄。張元濟逝于1959年8月，時93歲。晚年，有后生問他： “你是文人，還是商人？”張面如枯色，不作一語。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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