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需要新共識

這個問題并不是憑空想像。雖然經濟全球化已經使發達國家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水平，并惠及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地區幾千萬的貧窮工人，但是它是建立在不穩固的基礎上的，根基是很虛弱的。沒有全球性的反托拉斯機構，沒有全球性的最終貸款人，沒有全球性的調控者，沒有全球性的安全網，還沒有全球性的民主。換句話說，全球市場的治理很無力，因此缺乏公眾正當性。

最近的事件加強了討論這些問題的緊迫性。美國的總統選舉活動突顯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對開放貿易支持的脆弱性。次貸危機顯示了缺乏國際協調和規則是怎樣加劇金融市場固有的脆弱性。同時，不斷攀升的油價提高了交通成本，導致分析家懷疑業務流程外包的時代是否正在終結。

如果全球化處于危險之中，那么誰是它真正的敵人呢？曾有一段時間，全球的精英們可以用這種思想來安慰自己：反對世界貿易體制的人主要是暴力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私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工團主義者以及無知而空想的青年。但是那種自信的態度現在幾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疑惑。

阿蘭·布林德（Alan Blinder），前任美聯儲副主席，擔心國際流程外包會給美國的勞動力造成前所未有的錯位；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全球化最善于表達的支持者之一，寫了他對金融全球化結果的失望；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也開始思考競相降低標準的國內監管的危險以及國際勞工標準的必要性。

它們表明了一個學術氛圍的轉變。而且，即使那些沒有失去信心的人，也經常對他們想要看到的全球化前進的方向有非常不同的觀點。

例如，杰出的自由貿易支持者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和支持全球化的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都曾出面認為批評者極大地夸大了全球化的壞處，而且沒有正確地評價其好處。但是他們對區域貿易協定的價值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伯格斯登支持，巴格沃蒂反對，辯論極其激烈。

當然，這些知識分子中沒有人反對全球化。他們想要的不是使全球化倒退，而是要在國內或者在國際上創立新的體制和補償機制，以使全球化更有效及更可持續。但他們的政策建議通常很模糊，并且很少一致。

現在的問題不再是“你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的問題，而是“全球化的規則應該是怎樣”的問題?，F在，全球化拉拉隊員真正的辯論對手不是投石攻擊的年輕人，而是他們的知識分子同仁。

在1945年后的最初30年間，起主導作用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一個允許決策者在關注國內的社會和就業需要的同時，能夠使全球貿易恢復和繁榮的多邊主義。這個體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被一個更深入的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議程所取代。

現在我們知道那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如果全球化要繼續下去，我們還需要尋找一個新的學術共識來支持它。

Dani Rodrik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首位社會科學研究院Albert O.Hirschman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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