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們的特區研究

應該說，到今天，甚至再早些年，特區的歷史使命就已完成了。但是特區這個大膽的試驗對當時的意識形態和思想界引起的震蕩至今還有余波。只是對于80后的新人來說，特區的故事更像是編造出來的，也許難以相信這個誕生曲折而又顯得多余的試驗。

如果我們認真回顧一下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這30年，從我們眼前閃過的一定是一個個精彩的歷史事件。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這一個個事件看上去是在特定時間和環境下發生的，而且涉及到不同的人?？墒?，如果我們把這些事件像電影膠片一樣的連接起來回放，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其實不是隨機的、雜亂的，而是像脫離鏈子的珍珠一樣，是一連串發生的，是有邏輯的。正是這個邏輯吸引了經濟學家的眼球。經濟學家們試圖來歸納這些事件發生的邏輯，并評估它們在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中的重要性。

不過，關于深圳特區的早期研究文獻里，絕大多數的研究只是集中在深圳特區創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面，或者對深圳特區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經濟結構的一般分析。偶爾也會有一些比較研究的文獻出現。這些文獻把中國的深圳特區與其它國家的出口加工區或者自由貿易區等模式進行比較分析。當然，早期對深圳特區進行批評的文章也多半是一般的描述分析和規范分析，少有建立在嚴謹的理論框架和實證分析之上的研究成果問世。

從理論上說，經濟學家們感興趣的問題往往是深圳特區 （或者全部的經濟特區）的存在是否對中國經濟改革和增長存在“擴散”的正面效應。這樣的問題在理論上類似于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是否對本土的企業產生技術上的擴散效應一樣。經濟學家對后一個問題，也就是技術擴散問題給予了比較多的經驗研究，盡管在結論上還不是那么確定。但就早期而言，經濟學家對前一個問題的研究卻是不足的。這些年來，隨著經濟地理學的復興和經濟學家對空間變量在經濟解釋中的意義有了更多的認識，從區域經濟和經濟地理學的視角考察中國經濟變化的研究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個時候，創設特區和推進沿海發展戰略的政策是否產生了預期的正面效應，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回答。

要更好地理解并且研究一個特定區位上的經濟活動對當地經濟增長的可能影響，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性”。而且我們需要把區位和地理的因素考慮到外部性的生成問題中去。在經濟地理學的文獻里，這樣的問題往往是在城市經濟學的范疇內被提出來并被這樣加以表述：以技術或者知識在企業間的擴散為話題，我們要弄明白的動態擴散機制是，一個特定地區的企業主要是從自己所在的產業內學到東西，還是主要從產業外的企業學到東西？

經濟學家的定義是這樣的：如果企業主要是從自己的產業內學到東西，那么技術在企業間的擴散或者技術的采納過程就會明顯得益于一個“集聚”效應。這是一種屬地化的外部效應。一旦存在這樣的效應，企業當然就趨向于集中在某個特定的地區或者城市。這個現象也就是我們習慣上說的“扎堆”。

而如果某個特定地方的企業主要是從自己所在的產業外的企業學到東西，并且面臨一個競爭性的環境，那么經濟學家就認為存在一個所謂“城市化”的外部效應。在這種外部效應下，技術和知識的擴散需要一個產業多樣化的學習環境。

1992年 ， 包括 Glaeser和Shleifer在內的四位經濟學家聯名在著名的《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目很短的論文，“城市的成長”。對于空間經濟學和城市經濟學的復興而言，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隨后，在1995年，同樣的雜志上發表了Henderson等另外幾位經濟學家合作的論文“城市的工業發展”。

我之所以說這些重要的經驗研究文獻復興了城市經濟學的早期思想，是因為關于外部經濟和空間經濟學的早期思想可以追朔到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和加拿大籍的簡.雅各布1969年出版的 《城市經濟》的著作里。

得益于過去十多年一些經濟學家在空間、地理和城市經濟學上的前沿工作與貢獻，這些年來，使用空間地理經濟學和城市經濟學的這些理論和分析技術，來研究中國區域經濟整分模式和產業組織結構的文獻也開始不斷涌現。我在這里只想提及幾年前我讀到的CecileBatisse寫的一篇論文“動態外部性與地方的經濟增長：對中國各省的面板數據分析”。它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去理解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特區試驗計劃和沿海開放戰略是怎么影響中國經濟發展格局的。

這篇文章實際上先后討論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主要工業行業在中國各省的區域化狀況是怎么演變的。也就是說，什么行業變得更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省份，而什么行業在地理上的分布變得更加分散了。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度量上的方法把這個問題量化，那么第二個問題就自然是，這些工業行業的地理分布 （集中或者分散）對當地的經濟增長到底有什么樣的影響。

Cecile對中國30個工業行業在每個省份的所謂地方化 （或者專業化）的程度進行了測度后發現，能源（石油、天然氣等）產業集中主要在北部和東北省份，而大多數接近消費者的市場導向的制造業則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作者把每個省的專業化指數進行加總之后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產業明顯出現了區域化和地區專業化的趨勢。

那么，當一個省份在某些產業上形成了比較集中和專業化的結構之后，它對當地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有什么樣的影響呢？在經濟學文獻上，對于什么樣的產業空間分別更有利于技術和知識的傳播與消化，經濟學家是有不同的理論解釋和經驗支持的。一個理論認為，產業朝某區域的集聚和較高的區域專業化的程度有助于技術的擴散和消化，從而促進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也有另一個理論認為，一個區域的產業越分散，越異質化和多樣化，越有利于技術和知識的擴散與學習，從而越促進產業的成長與經濟增長?；谥袊母镩_放之后的這個產業空間分布的演變模式，Cecile對這兩個基本的理論假說做了一個實證上的檢驗。

其研究結果發現：第一，1984年的產業專業化水平對后續的產業增長有不利的影響。換句話說，產業在一個區域早期越集中，后來越不利于產業的增長；第二，1984年的產業競爭指數對后續的產業增長卻有積極的影響。這意味著，給定一個產業的組織結構，一個地區的中小企業越多，這個地方的動態效率越高；第三，產業的多樣化指數對后續的增長也有正面的影響。這就是說，企業在一個產業多樣化的環境里更有利于其成長。產業的分散化和多樣化在一個地區要比產業的集聚更有利于增長；第四，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而且非常顯著。這說明，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的產業成長速度比其他地區更快。

有意思的是，作者進一步把數據按照地理的區位分成了兩個組再分別進行回歸，一個組包含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另一個組包含所有其余的省份。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檢驗產業的多樣化更有利于產業增長的這個結論是否過分受到了地理位置的顯著影響所致，或者說，是否因為某些地理上的因素導致某些產業對多樣化指數、競爭指數或者專業化指數這些變量更敏感?；貧w結果發現，那些分布在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的產業似乎與內地的產業不同，前者明顯受到產業間的外部性的正面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在內地卻不明顯。這意味著分布在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的企業對動態外部性比內地企業更敏感。

總的來說，如果我們把這個研究的所有四個結果綜合起來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實際上幫助揭示了一個關于企業之間的動態外部性和技術在空間上擴散的機制。由于執行了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讓中國的這些沿海地區更好更快地接受了外商直接投資 （FDI）和接近國際出口市場，發揮了比較優勢，并通過產品的生命周期和產業組織結構的變化迅速向內地和行業擴散技術和管理知識，整體加快了產業的成長進程。

除了動態外部性和產業成長中的技術擴散效應之外，其實特區還有更重要的價值。在特區進行的體制改革和試驗不斷地被全國其他地區仿效。這也是一種知識的溢出效應。而且隨著特區的經驗不斷被推廣，模仿新體制的過程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新體制的這種動態外部性最終也就消除了不同體制和不同地區之間的“租金”差距，避免了早期我們看到的跨地區的尋租活動。

關于經濟特區的記述，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能體會到，當年參與深圳特區決策和建設的一些離退休的地方領導人或者中央政府的官員今天在回憶自己親歷深圳特區成立的前前后后，一定百感交集。在深圳特區成立的時候，我還是一位剛考入大學的學生。30年后，我是以一個經濟學者的頭腦在尋找我對深圳特區的記憶。我的很多朋友都說我的記憶力特別好。的確，我可以把一些我曾經聽到或看到過的事件與文獻的主要細節留存在我的大腦里。即使幾十年之后，我仍然可以清晰地記起這些細節的信息，這使得我在寫作時可以順著我儲存的信息提供的線索很快找到這些資料和文獻，而且基本上沒有出錯。因此，我這里記述的“特區”首先是來自于我長期儲存起來的記憶信息，另外在我看來，這也是經濟學家眼里發生在30年里的非常重要的改革事件之一。

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prozhang.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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