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爾豌豆實驗是否有假
高中生物課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大概就是孟德爾通過做豌豆雜交實驗發現了遺傳學定律。不同品種的豌豆有一些不同的特征,生物學上叫做“性狀”,例如種子形狀有的是圓的,有的是皺的。孟德爾把圓種子的豌豆與皺種子的豌豆雜交,得到的后代(第一子代)的種子全部是圓種子,而沒有皺種子。像圓種子這種總是表現出來的性狀被稱為顯性,而皺種子這種被掩蓋住的性狀叫隱性。那么隱性性狀有沒有完全消失了呢?沒有。讓第一子代自相交配,得到的第二子代,又同時有圓種子和皺種子。
孟德爾據此提出,每一個性狀是由兩個因子 (也就是后來所說的“基因”)決定的,它們可能相同(叫做純合體),也可能不同(叫做雜合體)。比如種子形狀這個性狀,有決定圓形的基因R,還有決定皺形的基因r。在親代,所有圓種子植株的基因型為RR,所有皺種子植株的基因型為rr,都是純合體。但是第一子代的性狀雖然是圓種子,其基因型卻是Rr,是雜合體。在第二子代,同時有圓種子和皺種子,皺種子植株都是純合體rr,但是圓種子植株可能是純合體RR,也可能是雜合體Rr。
以上所述是幫助大家回憶在高中生物課中學到的內容。當時你有沒有想過,在孟德爾的時代,沒法測定基因,他是怎么知道第二子代的圓種子植株哪個是純合體,哪個是雜合體呢?只能是繼續把實驗做下去,不過這次不能雜交,而要自交:讓植株自花傳粉,如果某個圓種子植株自交后結的種子全是圓種子,那這個植株就是純合體,如果出現了性狀分離,結的種子既有圓的,又有皺的,那就是雜合體。理論上,第二子代圓種子植株中雜合體與純合體的比例應是2:1。
孟德爾共研究了7對性狀。其中2對性狀 (種子形狀和子葉顏色)只要看看結的種子就可以分清,但是剩下的5對性狀(例如莖的高矮)卻必須把種子種下去,讓植株生長、成熟才能知道,也就是說,對這些性狀的植株還要培育出第三子代。由于田地有限,孟德爾對這5個顯性性狀的第二子代各挑了100株做試驗,每一株培育10株后代進行驗證。其中有一個性狀的試驗結果不理想,他對之重復了試驗,這樣合起來他共對600株第二子代做了試驗,根據第三子代的結果,他斷定其中有399株是雜合體,201株是純合體,非常接近2:1的理論值。
1866年,孟德爾把他的實驗結果寫成論文發表在當地學術期刊上,未能引起學術界的注意。直到1900年,孟德爾論文才被重新發現,引起了一場革命,遺傳學從此誕生。
1936年,群體遺傳學創建者之一、英國著名遺傳學家和統計學家費歇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 《孟德爾的工作是否已被重新發現?》,根據孟德爾論文記載的實驗數據,用一種叫卡方測驗的統計學方法進行驗證,發現孟德爾的數據好得令人起疑。更令人起疑的是,有的數據符合的是錯誤的理論值,疑點最大的就是上述的試驗。
孟德爾是根據10株第三子代的性狀來推斷第二子代的基因型,但是這個方法并不完全可靠。孟德爾沒有想到的是,即使某株第二子代是雜合體,它的10株后代也有可能很偶然地全都是只表現出顯性性狀的雜合體,從而錯誤地推斷它為純合體,發生這種錯判的概率是5.63%。因此,用孟德爾的方法做試驗,由于樣本太小,會有一定的誤差,一小部分雜合體會被誤判為純合體,由此得到雜合體與純合體的比例應是大約1.7:1,而不是2:1。費歇因而認為,孟德爾報告的數據是不真實的,是為了湊2:1的理論值而編造的。費歇倒不認為是孟德爾本人造假,而是猜測孟德爾的助手在為孟德爾做統計時,為了取悅孟德爾而給了他預料中的數據。但是并無證據表明孟德爾讓別人為他做統計,費歇的猜測不過是為尊者諱罷了。
費歇的指控在遺傳學界挑起了一場持續至今的大論戰,70年來,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爭論文章至少有20多篇。一開始,是認為孟德爾實驗有假的一方占優勢,有的甚至猜測孟德爾(或其助手)是怎么造假的:在統計實驗結果時算到想要的數據就不再往下算了,盡管孟德爾在論文中明確聲明他統計了所有的樣本。有一位細心的研究者根據孟德爾論文中統計的植株和種子數目,計算出平均每株植株結的種子數,認為太少了,證明孟德爾并沒有統計所有的種子。但是隨后又有人指出,在孟德爾的時代,還沒有用到化肥,那個平均種子數很正常,有同時代其他人的實驗結果為證。
這場爭論把群體遺傳學的另一位創建者、美國著名遺傳學家和統計學家懷特也給卷了進來。1966年,懷特在一篇論文中雖然基本同意費歇的計算結果,但是詳細列舉了幾條理由說明,這個計算結果并不能說明孟德爾(或其助手)造假。此后,為孟德爾辯護的一方逐漸多了起來,并成了主流意見。直到去年3月,美國《遺傳學》雜志還發表了一篇為孟德爾辯護的文章。
為孟德爾辯護的學者不少,而理由卻大不相同。有的同意孟德爾實驗數據的確有問題,但不是有意造假造成的,而是來自無意的主觀偏差。某些豌豆性狀并不是很容易區分的,比如某粒種子的形狀該算是圓的還是皺的,有時就不太好說,碰到這種模糊狀況,孟德爾可能下意識里就往有利于實驗結論的方向統計;有的認為,另一種可能是,孟德爾或許做過幾次試驗,而只報告他認為是最好的結果。這些做法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太規范,但并非有意造假;有的則干脆試圖推翻費歇的計算結果,或者認為他濫用了卡方測驗,卡方測驗不能用于驗證數據是否造假,或者認為他誤解了孟德爾實驗的細節,得出了錯誤的計算結果。
這些討論涉及到比較專業的遺傳學和統計學知識,我不想在此做詳細的介紹。我只想指出兩點:其一,孟德爾在論文中提到,他對某次實驗結果不滿意,做了重復實驗,并報告了兩次實驗的結果。如懷特指出的,如此誠實,可不像一個造假者所為;其二,在1900到1909年間,有6名遺傳學家重復了孟德爾的豌豆實驗,發現結果完全相符。
雖然現在學術界的主流意見認為,孟德爾實驗結果是可信的,但是有關孟德爾造假的說法仍然在大眾媒體上廣為流傳。國內外一些反科學人士更是對此大做文章,鼓噪孟德爾“‘制造’統計規律”,聲稱“孟德爾定律過于簡單化和理想化”,警告我們“不可把科學理論看得過于神圣”。退一步說,即使孟德爾實驗結果有假,可不等于他發現的遺傳定律是假的。遺傳定律早已被后人的無數實驗結果所證實了。那些反科學的論調既缺乏科學常識,也違背了基本的邏輯。
方舟子
留美學者,生物化學博士 smfa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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