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驗、經濟規律和土地制度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文化、制度之優越,可說是具有無與倫比的信心的，不但對自己的國家位居世界的中心深信不疑，而且對祖宗的文化禮儀頂禮膜拜，對國界之外的世界不屑一顧，視作化外之地，將那里的民族一律視為說 “鳥語”的蠻夷。鄭和七次下西洋竟沒有留下類似馬可·波羅式的長篇文獻，連他用過的航海圖也未被保存，恐怕也是和這種心態分不開的。由于多少知道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屢戰屢敗的弱國地位，對中國何故會形成 “天下老大、舉世無雙”的心態，在我年輕時常常百思而不解，只得歸之為夜郎自大式的無知和狂妄。

后來書看得多了，閱歷也廣了，才漸漸意識到這種心態的形成，并不完全出于無知或狂妄，而是有些根據的。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的作者安格斯·麥迪森，在他的另一本名著《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曾指出，長時間內，中國保持了三個世界第一：經濟總量第一，科技水平第一，人均收入第一。這幾個第一中，經濟總量第一并不算很了不起，含金量也不算高，但做到科技水平的第一和人均收入的第一，是值得自豪的，怪不得國人容易養成傲視天下的心態。

從1862年到1894年，中國獲得30余年的相對和平。洋務運動的結果，是中國開始生產鋼鐵、槍炮、傳送電報和鋪設鐵軌。一些國人相信，中國不需改變千百年傳下來的“體”，便有望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甲午戰爭前夕，連西方的軍事預測家也看好中國，認為以日本的國力，要戰勝擁有4億人口、正在現代化的中國，希望渺茫。然而，仗打響后，無論是海上還是陸地，中國在日本的進攻面前不堪一擊，使西方軍事評論員大跌眼鏡。

開始于1868年的明治維新，走的卻是和中國十分不同的道路。日本從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和軍事等幾乎所有的領域全面學習西方。雖然起步比中國整整晚了6年，也沒有像上海這樣的租界，可以直接移植西方的制度、器物、文化于本土，大大便利國人的參觀和考察，可是日本的現代化卻進展神速，制度改革頗為徹底。短短26年的維新，竟然使小小的日本徹底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一躍成為世界一流強國。30余年的洋務運動只是使中國擁有了現代兵器和戰艦，其實體制依然故我。1894年的甲午一戰表明，中國盡管看似龐然大物，又早于日本引進洋務，只是學到歐美的皮毛，其實不堪一擊。

堂堂天朝大國這次不是被來自西方的撮爾小國，而是被歷來拜中國為師的東方小國打敗，不得不忍受割地賠款的屈辱，使中國多少認識到僅靠器物的優越是不夠的，跟“體”有關的制度也有改進的必要。1895年春天發生在日本馬關的一場對話，至今仍不無啟示意義。為了甲午戰爭的善后而奉命赴日本議和的李鴻章，在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見面時，伊藤憶及當年曾告訴過李鴻章，要富國強兵就要先改革內政。所以他向李鴻章問道，“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于中堂談及，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崩钫f，“我國之事，囿于習俗，未能如愿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云，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慚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甲午戰爭雖然使中國從沉睡中驚醒，但中國并沒有很快意識到，學習先進國家，最主要的是要學會規律性的東西。一百多年來，中國又經受許許多多的磨難、曲折、迷失、摸索，不知付出多少代價，直至1978年，中國才算找到一條比較符合經濟規律的現代化道路。然而，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命題仍然縈繞在許多中國人的心中，揮之不去。我之所以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稱為偽命題，是因為今天雖然很少人直接宣揚中學為“體”，但在各種場合對國情的強調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似乎國情比經濟規律更重要，似乎強調了國情特殊，中國便可以成為超越經濟規律的例外。

例如，世界各國都沒有出現過零星散布于田野之中、常常遠離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產權又不清不楚的鄉鎮企業，因為它們至少違反兩條經濟規律：一條是有關剩余的索取權一定要界定清楚，企業才會不斷成長的規律；第二，企業應該盡量靠近已有的城市，以便通過分享城市產生的集聚效應，降低自己的生產和銷售成本。

然而上世紀80年代，這種舉世罕見、違反經濟規律的鄉鎮企業竟然在中國異軍突起，遍地開花，迅速占據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不少人欣喜若狂，以為找到了農村工業化和鄉村城鎮化的中國式道路，其中的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爭論，更引起不少國內外經濟學家的注意。當溫州企業家勇敢地探索私有化道路的時候，蘇南地區針鋒相對地推出自己的理論，力圖證明鄉鎮企業的集體所有制模式比私有化優越，并借助于意識形態的正統，竭力向全國推銷自己的模式。但經過十多年的反復試驗，蘇南模式最后搞不下去，只能通過改制實行私有化，并逐漸向城市的工業園區靠攏。費孝通不愧為誠實面對真理的學者，他在去世前不久坦然承認，自己最早提出的通過鄉鎮企業使農民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理想，是違反經濟規律的。

說來好笑，鄉鎮企業的一度成功，也驚動一些世界銀行的專家。他們雖然覺得不可思議，但是想到鄉鎮企業萬一真的是一條可以持續、具有普遍意義的模式，不是可以造福于第三世界的國家嗎？于是對中國的鄉鎮企業做了一番考察，結果十分驚駭地發現，為了要發展鄉鎮企業，首先要建立起壟斷一切卻十分低效、造成產品普遍匱乏的中央計劃經濟來為鄉鎮企業提供崛起的豐富機會；又要建立起城鄉割裂、壁壘森嚴的二元經濟結構，以阻止農民中的能人離開家鄉，外出創業；最后，還要有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使鄉鎮企業可以在田野中遍地開花而不用擔心地權和地租，也可以隨心所欲地排放污水、釋放廢氣而不用擔心民事糾紛。如果在第三世界復制這些條件，不但會引起軒然大波，而且也是社會的倒退。世界銀行自然無法推廣中國的這種符合國情卻不符合經濟規律的經驗。

隨著中國政府對城市的逐漸開放，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崛起，匱乏經濟轉為過剩經濟，市場競爭的加劇，使鄉鎮企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墒怯捎诋a權界定不清，盈利時鄉鎮政府索取無度，虧損時，鄉鎮政府裝聾作啞，使企業的經理、職工積極性大為降低。蘇南模式旗下的鄉鎮企業面對內外環境的惡化，虧損累累，連鄉政府也感到十分頭疼，只能允許它們追隨溫州模式，走上私有化的必然道路。

對鄉鎮企業的這段回顧，對我們是非常有啟發的。盡管當時改革開放已經推行了十多年了，可是許多人并不是以第一時間去找出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努力掌握這些規律，服從這些規律，而是強調國情特殊，以僥幸取巧的心態，試圖繞過普遍的經濟規律。中日兩國對規律的不同態度，大概也解釋了為什么正視規律的日本迅速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鴉片戰爭之后已經15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仍面臨現代化的繁重任務。

現行的土地制度嚴重違反了市場經濟規律，因為這種制度拒絕承認土地的要素身份，拒絕承認農民在土地市場上擁有平等而自由交易土地的權利。這種態度既無視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又漠視農民因此遭受的損失?，F行土地制度造成的種種弊端，涉及中國過早喪失在勞動成本上的比較優勢，使農業難以提升內在活力，使農村喪失民間主動性，使匯率調整的空間縮小，使貿易摩擦加劇，使資本市場和農村金融難以發育，使城鄉二元結構難以破除，使城鄉收入差難以彌合。雖然針對每一種弊端，也許我們可能設計出某種政策來化解，可是，這些單一政策只有單一的功能，并不能同時化解現行土地制度的其他弊端。只有土地私有制才具有綜合的功能，幫助化解上述的所有弊端。

土地私有的歷史經驗和各國的實踐結果，實際上反映了億萬民眾經過幾千年的試錯，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不同的文化和習俗、不同的地理環境和生態環境、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制度下所取得的共同結論。這種結論是任何大型計量模型都無法做到的，因為沒有任何計量模型能獲得和處理如此龐大的關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習俗、不同地理環境和生態環境、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制度的信息和數據。所以，歷史經驗和各國實踐的結果為我們的決策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時間和精力，并清楚地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無視幾千年來的本國和世界的歷史經驗，無視當代上百個國家采用土地私有制的社會實踐，認為惟獨中國在土地制度上找到了捷徑和真理，反映出哲學思維上的主觀唯心和中國特殊論的狂妄自大?！按筌S進”和“文革”時期的中國恰恰犯了這種狂妄自大的主觀唯心論，相對其他更謙卑的國家，中國不但付出了饑餓、死亡，普遍遭受迫害的代價，而且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至少延誤十多年的寶貴時光。在土地制度上，有必要再繼續無視本國的歷史教訓和人類文明的共同智慧，繞開經濟的普遍規律嗎？這是絕大部分國家早已解決的，而在中國仍然是有待解決的問題。這次，對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中國能繞得過去嗎？

文貫中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經濟系教授james.wen@trinco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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