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人性的災難之后(2)

但愿我們一輩子也不要遇上這種倒霉的時刻。然而，許多事情不是以我們自身意志為轉移的。范美忠肯定不想遇上大地震，沒有大地震他就不會有那樣一種表現。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范美忠是一個“災民”的看法，他經歷了人性的災難：在“地動山搖的那一刻”，他遭遇了驚魂落魄，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包括自己的人性。這種情況在震區肯定不在少數。在接受 《競報》采訪時，范美忠還講了一個事情：震區有一所小學 （他稱不便說這個學校的名字），學校在幾秒中倒塌，“學生全部死了，而教師只死了一個，有一個教師只搶救了一個學生，這個學生是他的女兒”。我們不能僅僅從譴責的角度去看待這些沒有救出學生的老師們，這肯定不是他們發自內心的意愿。首先是當時情境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他們身不由己、無能為力。而沒有救出學生這件事情，使得他們在經歷了地震的種種破壞之時，也經歷了對于自己人性的破壞和遭受傷害。顯然，在這次汶川大地震中，經歷了這種人性災難的人，肯定不是一個小的數目。對于那些冒險救人，尤其是為此獻出自己生命的人們，我們永遠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們是我們民族品格中的“鹽”；但是對于那些沒有能夠表現得更好的人們，也要予以理解，他們畢竟是經歷了災難的人們，的確在此之前沒有接受過有關訓練，既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也沒有任何經驗。而經歷過這次以后，人們會從中汲取更多的教訓。

這種由特殊的外部情境引起的人性災難，還包括比如文革當中夫妻之間、朋友之間、師生之間乃至長幼之間互相揭發，有些人出于無知，也肯定有人出于不得已。同樣，人們也盡可以說，在那種情況下不能指望有更好的人性表現，但無論如何，那些由具體人做下的不良性質的事情，對于別人和自身終究是一場惡夢。我翻譯過的那本小書《布拉格精神》中，年少時隨父母進集中營的捷克作家伊萬·克利瑪曾經寫道，集中營里囚徒的道德也成了問題，比如分配面食和分配煤塊的囚犯，都設法給自己或親友多留一些。極端惡劣環境對于人們的損害，除了那些可見的方面，也包括對于他們內在人性和道德方面的損害、傷害、剝奪和踐踏。

需要個人自己來面對和承擔

在接受了這個“低八度”的前提之后，下面的問題是——經歷了人性的災難之后怎么辦？事情不應該僅僅停留在能夠對這種事情的同情和理解上面。這就是許多網友在表示理解之后，仍然反對范美忠那樣一種言說的原因，個中的道理仍需進一步厘清。

遭遇人性災難的人們，在那個特殊的瞬間，是十分慌亂也是十分孤獨的。他們的人性在頃刻所面臨的殘酷和撕裂程度，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別人縱是愿意去體驗理解，也只能觸及不足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而既然個中深切之痛只有自己知道，別人無法替代，那么，當重錘砸向自己的腳面之后，能夠處理瞬間重力造成的殘局，從而整頓和恢復自己人性的秩序，也只有當事者自己，別人同樣無法替代。

換句話說，這種事情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它更像是一樁個人事務，別人不太好從旁指指點點，更不適宜站在某個 “不濕鞋”的高度指手畫腳。解決如此內在的難題（它畢竟不是直接和故意造成對于別人的傷害），也并非需要什么外在的儀式，比如當眾檢討、道歉、懺悔等。弄得不好，這些儀式并不能增添周圍世界所有人的道德高度，反而降低了它。我們不妨設想自己也曾經有過的種種人性幽暗的時刻，那些想來令自己臉紅的事情，并非幾句道歉的話能夠解決，而是需要放在自己的肚子里，消化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那可能是一段沉默的時間，讓自己的靈魂沉默中經受煎熬，在無語中接受自己的審視和評價，乃至最終能夠說服自己，接受現狀繼而得到改善或升華。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認為那些在地震中逃跑的人們，對于自己的所作所為，迄今不吱一聲僅僅是一種回避和掩蓋，他們不說話并不排除他們正以一種適合他們自己的方式——沉默的方式，來面對自己人性遭遇的異常艱難的處境。在今天，以沉默相守昨日的傷痛，以沉默守望心靈的家園，以沉默來收復自己心靈的舊河山甚至得到升華，是一種非常合適的途徑，是一種智慧所在。

我們尊重他們的沉默，正如尊重我們自己曾經有過的靈魂上的失意和傷痛。在這個意義上，我對于范美忠不說出那所老師全體逃跑的小學的名稱，感到那是一種尊重的方式。同時也會覺得，他講述這個故事來替自己的行為辯解，并非是一個最為合適的方式。因為即使那么多人有著同樣的所作所為，一個人也不能因此而減輕自己需要面對的人性難題，不能代替只有由自己來包扎自身人性的傷口，尤其是對于一個有自覺意識的人來說。其實，克爾凱郭爾所說的才正好合適——“個人是一個隘口”，“隘口”意味著只允許自己一人通過，即需要自己一人來面對和承擔，任何別人插進來都無濟于事。

需要尊重人們沉默的原因除了因為那是一樁個人事務，還因為在沉默的審視中所需要的良知不宜大聲喧嘩。良知是我們身上這樣的東西，它位于我們人性的最里層，始終呵護我們卻很少拋頭露面，如同影子陪伴著我們卻拒絕留下顯著的行蹤。即使在我們做錯了事情的情況下，它也不大聲呵斥，激烈指責，而是始終為我們預留了一個心靈的單人空間，讓我們自己與自己對話，自己找自己商量解決，所謂“捫心自問”便是也。從這個角度看過去，顯然范美忠犯了一個忌諱：將臨陣逃脫那樣人性幽暗的事情，處理成那樣振振有辭；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將怯懦直接轉變成勇敢，人性的弱點直接轉而變成指責他人 （偽善）的武器。他或許更需要一個自己處理問題的時間和屬于自己的小小空間。

在這方面，詩人米沃什的做法可以作為借鑒。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來自波蘭的米沃什也曾經有過自己人性災難的時刻，那是1951年，他于波蘭駐巴黎使館文化參贊的位置上離任出走，因為不能接受頭腦禁錮的意識形態及其做法?；蛟S作為一名作家，他有一些理由不能為新政權繼續服務。而無論如何做下這件哪怕是不得已的事情，也需要由他自己來面對和承受。緊接著他在巴黎流亡期間，寧愿生活無著，顛沛流離，也不愿意為自由歐洲電臺寫稿，他是惟一這么做的流亡人士。

而在此后的寫作中，他以一種幾乎難以覺察的聲調，幾乎是悄悄進行的，一再表達對于自己行為的深深悔恨和愧疚。我年輕的時候讀米沃什的詩歌，居然沒有讀出有關任何內容來。直到2004年他去世再度讀他的詩作，才發現了這樣一些東西在其中閃閃爍爍：“至于我的罪孽深重，有一樁我記得最清楚：/一天沿著小溪，走在林間的小路上，/我向盤在草叢里的一條水蛇推下了一塊大石頭?！保ā堵愤^笛卡兒大街》，綠原譯）“雷杰，要是我知道/那病的原因就好了。/多年來我無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在別的地方。/……雷杰，這并沒治愈/我的罪過和羞恥。/不能成為我應該成為的/一種羞恥?！?《致雷杰·饒》，杜國清譯）“我想我會完成我的生命，只當我促使自己提出公開的自白書，/揭示我自己和我這時代的羞恥”。（《使命》，杜國清譯）當他寫下這些句子時，他其實沒有什么外在壓力，西方世界很快接受了他，在他的祖國波蘭，他的詩集作為禁書廣為流傳，在新生力量的大門門楣上，貼著他的詩句。

當事件過去之后，重新回顧敘述，也是一種療傷的途徑。政治學者漢娜·阿倫特就推薦過講故事的辦法。因為當人在這個世界上行動，會造成一些無法扭轉、不可挽回的效果，行動者因此而陷入悔恨，某種悔恨甚至可能令他喪失行動意志，無法繼續前行。在現實已經無法還原的情況下，運用一種調整過的視野，結合某種倫理立場來重新認識自己的所作所為。并通過講述來完成承載自己的行為的后果及過失，包括給出一個表達悔恨的空間，那樣會產生類似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洗滌”的作用。這種講述決非僅僅給自己提供辯護，而是“反思”，是重新整合和整頓自己，是償還和自我救贖，從中甚至“可以期待聽到在‘審判日’聽到的最后之言”（《黑暗時代的人們》，漢娜·阿倫特/著）。

這一切都需要時間、時間！我們心靈的空間，離不開時間的饋贈。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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