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管制不能消通貨膨脹(2)

今天我們簡要討論幾種商品的價格管制及其效果。第一個是電力。電是非?；A的商品，生產生活都離不開。但是電的矛盾有多年了，主要在定價機制方面，發電用煤的價格已經放開，但電價還由政府管制。市場煤價一直在變，可是政府決定的電價就遠不能靈敏反映市場供求。2004年國家發改委有一個煤電價格聯動方案，規定如果市場電煤的價格上升超過5%，其中30%由發電公司自己消化，70%由國家調高電價來補。但是這個方案一直沒有執行，使這幾年煤電之間的矛盾年年都成為一個大問題。

2007年以來的情況是電煤的價格大幅上升。比如浙江紹興的電煤要820元/噸，廣州更高達1000元/噸。在這種情況下維持電價不變，發電就沒有積極性，政府把發電作為政治任務來部署，問題是可以堅持多久？煤與電的矛盾早就存在，本來也要解決，無奈通脹一來，為了抑制物價上漲，政府更不敢同意提電價，這勢必使電的供不應求更加嚴重。

煤價固然是市場供求決定的，但其中也存在非價格管制的影響。年前我在山西聽到反映，隨著礦難的升級，關閉小煤礦的行動也在升級。過去已經把10萬噸以下的煤礦都關了，后來關20萬噸以下的。去年洪洞煤礦特大礦難導致105人遇難，結果要求30萬噸以下的煤礦全部關閉。礦難當然必須堅決治理，許多小煤礦的安全設施差，出事故的風險高，所以關閉也是一項重要政策。但是事情有另外一面，中小煤礦對煤炭供給量在邊際上的影響很大。30萬噸以下的煤礦中，也有安全設施達到標準、在過去各類檢查中也辦齊了許可證明的。一道命令說關就關了，也許安全風險減小了，當對生產的影響就過大。這里不討論礦難治理政策，只是說明，煤價雖然是市場形成的，但其中也有類似價格下限管制的影響，其效果是把煤價頂起來的。

第二是糧食。迄今為止，全國市場糧價上漲的幅度較低，差不多是所有農產品中價格漲幅最低的。2008年1月份的價格指數，肉禽升41.2％，豬肉升58.8%，鮮菜升13.7％，糧食只升5.7％。糧價漲幅最低，是因為連年糧食豐收，糧庫充裕，而從去年下半年后，國家糧庫向市場大量拍賣糧食，壓住了市場糧價的上升。這當然很重要，因為糧價的影響大，如果糧價像豬肉那樣漲，對整個CPI的沖擊就更大了。

但是，這樣的糧價態勢，對未來糧食生產也有某種不利的影響。因為政府靠大手拍賣庫存，與對糧價實行上限價格管制的效果是一樣的。但是，政府對待別的農產品如食用油、豬肉等，并沒有使用同等的調控手段。反映到市場相對價格上，就是糧價上升偏慢，成為一個“低谷”。這對來年的糧食生產，就不是刺激增產，而是減少生產的信號。加上政府對糧食生產的投入品如化肥、農藥，也不能靠賣庫存壓價，所以這些投入品價格漲得遠比糧價兇。南方下雪的時候，我們在浙江衢州訪問1000畝規模的種糧大戶，前幾年他們一畝地的凈利達300－400元，去年就減到100元以內。這預示2008年繼續增產糧食的經濟誘因不足。

更重要的是，考慮糧食問題不僅要考慮生產，還要考慮一旦農民的通脹預期起來以后，就是多生產了糧食，也不愿意多賣。農民通過惜售來對付通脹，因為晚一點賣，預期的價格還要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糧食就成為農民反通脹的手段。不可看輕了，每家農民少賣幾袋、多存幾袋糧食，加到一起對全國市場的影響就不得了。

以上提到的電力和糧食，直接間接都是上限價格管制，就是政府不準賣得貴，效果是抑制生產，減少生產和供給的意愿。同時，經濟生活里還有實施下限價格管制——就是不許東西賣得便宜——的情況。這里分析的第三個例子是勞力，因為已經開始出現不許勞力市價過低的管制傾向。

大家知道，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是開放競爭的。不過，也已經有了最低工資的管制。就是各地政府根據當地的生活水平，規定了人工的最低工資標準。經濟分析說，只要規定的最低工資與市場供求決定的水準間相差不遠，“最低工資”對勞動力供需的影響就不那么大，因為政府管制的價格靠近市價水平，沒有嚴重偏離，等于為勞力市場提供了一個標準合同。有時候勞務的供需雙方，要發現合適的價格也很麻煩，干脆照最低工資起薪，還節約了一些交易費用。這是前幾年很多地方的情況。

但是通脹指數上漲、特別是對工人生活影響極大的食品價格飛漲之后，新問題就出現了。有的地方最低工資的調整跟不上物價的變化，企業如果還是按過去規定的最低薪水付薪水，工人就不干，因為他們的收入趕不上食品這類“打工成本”的上漲幅度，這時“最低工資”就變成了勞務的上限價格管制，有打擊勞動供給的效果。另外一些地方，大幅提升最低工資來應對通脹壓力，試圖在通脹條件下維持下限價格管制。還有一些地方，已經提出要把通脹指數與最低工資掛鉤，也就是對最低工資作通脹指數化的處理，使之可以自動反映通脹的變化。這后兩種情況，相當于對勞務實行下限價管，有造成供大于求的效果，值得認真觀察。

當下反應比較強烈的，是國家對勞力市場的非價格管制，特別是從2008年1月生效的勞動合同法。最近差不多家家都在談，且受影響的還不單單是“企業”，還包括所有的“用人單位”。這個法案涉及的面很寬，需要專門討論。這里只討論它與通脹形勢的關聯。以最近了解的一個情況為例，港口一周七天都有船來，所以每天、包括周六和周日，都需要人工裝卸。如果法例規定凡假日工作一定要加薪，那裝卸的人工成本就高了。這樣法定的條款，雖不是直接定價，但等于是一種非價格管制，人為提升人工成本。而強化就業保障以及對勞動合同的法定干預，也有類似效果。

輿論容易認為，通過法律干預人為提升勞動報酬的辦法，對工人有利。但是仔細分析，對勞動關系的價格和非價格干預，除了有利于勞動者的一面，也還有不利的一面。因為勞動者固然可以依法提升勞動收入、改善勞動條件、增加就業保障，但由于這些立法限制相當于一種價格下限管制，它在提升人工價格的同時，也有減少對勞力需求的效果。這就意味著就業空間因此減少。這兩面并存的正負效果，究竟孰輕孰重，要看具體環境。我國的情況是，雖然出現了局部地區“民工荒”，但每年新增就業的壓力還是很大的。有報道說去年畢業的500萬大學生，尚有100萬還沒找到工作。今年從“用人單位”的態度看，招工會更猶豫。本來，日趨激烈的產業重組、升級和調整，勢必帶來相當規模勞力的轉崗和下崗。在這種情況下，在有崗位工人的利益提升與不得就業之門而入的工人利益之間，要有更謹慎的平衡考慮。從南方的情況看，因為市場變動帶來的就業壓力已經很大，加上新法規對就業量可能的影響，2008年增加就業的形勢非常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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