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機構與制度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最近有一本小書在市面上流傳，但是很少有人關注，因為它看上去是那么單薄，區區100來頁，有著一個俗氣的封面設計，翻翻內容也不得要領，看看目錄：“我們的高三——開學、動員、偷閑、動力、差生、受挫、色彩、堅持、沖刺、花兒、輪回”，弄不清楚這是一份關于中學高三年級的“說明書”，還是一份回憶錄。只是該書封面的右上角兩行很小的字透露了其中奧秘——“2006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人道獎”，接著以更小的字表明：“隨書附送《高三》紀錄片VCD”。原來如此，有一部紀錄片要抵達人們手中。

實際上對于許多人來說，這部紀錄片已經不陌生。它曾經在鳳凰電視臺分五個單元播出過，中央電視臺也做過一個簡短的版本，自2005年底開始，在國內不少大學有過放映。它無疑擁有一個“勵志”的外表。一位三屆艾美獎獲得者、美國紀錄片導演BillEin－reinhofer也說：“如果有人讓我推薦一部可以讓他們了解當代中國的紀錄片，我慎重地提議推薦《高三》，這部片子觸及了不少中國基本的生活和社會問題”?？傊?，這是一部獲得不小成功的片子，看起來方方面面都感到比較滿意。

不同的接受渠道有不同的理解。對于一個文本存在歧異的解釋，這再正常不過。但是若是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釋，那就有些不同尋常了。在紀錄片的歷史上，也有過一部內容接近的片子引起人們完全歧異的解釋，那就是懷斯曼的《高中》。費里德里克·懷斯曼是始于1960年代的美國紀錄片大導演，被稱譽為“真實電影之父”。他工作的特點一是專注于“機構”，觀察機構如何運行，其意識形態如何，機構中人們又是如何總在做同樣的事情；二是不干預拍攝對象，攝影機的位置相當于“墻上的蒼蠅”，一聲不響地記錄眼前的情景。他拍攝了諸如《醫院》、《少年法庭》、《軍隊》、《公共住房》等，《高中》是其代表作之一。

《高中》集中在作為一所學校如何運作這個焦點上，它將鏡頭主要給了在機構中有權勢的一方——學校的組織者以及教師，給予由他們所控制的場所——不同的課堂、不同的老師、學校的集會、討論等，而基本上不去反映學生的立場。許多鏡頭是從講臺往下拍攝的，而不是從課堂座位往上看。事實上這樣做非常符合學校的情況，在高高在上的校方看來，學生們的感受和意見是不重要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據懷斯曼后來說，他是很厭煩那所費城的學校的，其教學內容、課程安排非常乏味，教師們教學生們如何隨波逐流。但在片中，他卻采取了一種模糊立場，他更寧愿讓觀眾們自己得出結論。因而有一位非常保守的女政治家在看了這部電影之后，興奮地跑上前來祝賀他：“祝賀你，懷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個非常好的學校。你能告訴我們，怎么樣才能學到這個學校一些好的東西和經驗嗎？”

秉承懷斯曼《高中》精神的是香港紀錄片女導演張虹的作品 《中學》（周浩聲稱自己拍攝《高三》是受了張虹的啟發），這部紀錄片以香港兩所聲譽優良的學校為拍攝對象，張虹本人更是沉默而固執地躲在了攝影機背后?？梢愿杏X得到，香港這兩所學校仍然擁有基本的教育理念。比較起來，香港學生的課程比較完整，并且在那些副科科目的課堂上，比如制作標本、音樂、烹調或者縫紉課上面，老師和同學的態度都是認真和誠懇的?！凹议L會”則采取了工作坊的形式，按照某個主題，家長們先參與“游戲”親身體會，然后互相討論發表看法，而不是像我們這里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被動地聽受訓斥。必要的時候，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在辦公室門前點名需要見哪位老師希望得到他/她的幫助。

另外給人深刻印象的是，香港這兩所學校都非常注意學生的儀表和禮貌，尤其是那所女子中學。說話聲音不要太高，不要影響別人，不僅是學生在校時需要監督檢查的內容，而且還當作假期在家的“家庭作業”，返校后老師會詢問同學們不在校的這幾天，“是否收聲啦？”在辦公室的會議上，老師們會仔細討論有明星來學校義演時，“允許她們瘋狂到什么程度？”離開座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能否允許站起來；如果只能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是否允許她們跪著？跪到什么程度？是否允許臀部離開座位？

還有是否允許她們大聲瘋狂地叫喊等等，當討論如此詳細時，會令人想到阿爾都塞的解釋，包含禮儀在內的紀律教育等都是“軟性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培養順從人格、為現有社會提供勞動力再生產的起點。但對于經歷了斯文掃地的大陸人來說，禮儀禮貌教育仿佛不顯得僅僅是一件壞事。

可以質疑的是，兩所華人學校主要是以英文上課，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副科科目也是。這令人擔心運用一種外來語來建立有關這個世界的圖景，與人們實際生活的世界是隔膜和脫節的，從中年輕人也沒有學會如何表達自己對于世界的認識及種種切身感受。這其中有許多歷史背景，涉及到曾經作為殖民地一個世紀之久的香港如何建立自己文化上的主體性等問題。

還有一些顯然令人不舒服的片斷：一位老師甚至用上了“孫子兵法”開導某學生“不應該向老師態度強硬，因為你斗不過他”；一位女同學則態度強硬地堅持那些沒有拿到居留權的大陸人應該馬上回去，盡管老師再三提醒“他們的權利是被剝奪了”；另一位教師視高中最后階段不能繼續升學的學生為理所當然，認為這是政府的決策，而這項決策無疑是英明的；當一位澳洲教師反復提醒這樣做不合適而你們可以提出抗議時，她的臉上表現出非常不屑、傲慢的神情。

周浩的《高三》將鏡頭主要對準一個叫做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屆高三(7)班這個群體，尤其是這個班的班主任王錦春。應該說，王錦春是一個稱職的老師，他有事業心、對學生負責，業務好且懂得學生心理，在現有教育制度的框架之中，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這也是我身邊的一些朋友對這部電影不滿的原因之一，因為這個環境和老師都太光明溫馨了，實際情形要比這個嚴酷得多。筆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正是因為這樣一位在各方面幾乎無懈可擊的老師，才能夠將目前教育制度中的問題呈現得更加清楚。觀看這樣的影片重要的是，看其學校系統在日常狀態下是如何運作的，而不是為了滿足一時一地“暴露”之快。難道我們所需要的僅僅是事實？某種結構本身不是更加觸目驚心嗎？如果允許按各自本地習慣，比如香港多用“教育機構”而自稱，而大陸則多用“教育制度”來討論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下面則可以通過周浩的《高三》，來比較一下作為“機構”與作為“制度”，有哪些不一樣的特質。

首先不一樣的是，“制度”擁有一個壓倒性的目標，一個位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的重大事情，其余的一切都要向這個目標看齊。因此圍繞著這個大目標而進行的，從任何角度看都像是一場“戰爭”，其中的人們時時刻刻處于某種緊急狀態。高考對于十六七歲的年輕人來說，就是這樣一場戰爭。王錦春在開學不久進行“動員”時，就明確地說：“4個人考1個人，你要打贏3個人，你才能考上本二”，為此應該“拿出半條命來”。乍一聽，這幾乎沒有問題，但如果想到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在他們成長的最關鍵時期，先要經歷一場同齡人之間“你死我活”的戰斗洗禮，將別人踩下去而自己爬上來，這還是比較可怕的。在一次班會上，為了鼓氣，這個班的全體同學一起聽了齊秦《北方的狼》這首歌，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從那匹狼身上吸取力量：由孤獨變得冷血。

既然年輕的學生已經成了這場戰爭的人質，那么這位班主任老師便可以像要求班上的學生那樣要求他們的父母：“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學問題當作一年當中的頭等大事來抓”。所謂“抓頭等大事”，都是這個國家最為熟悉的政治語言。王老師甚至自告奮勇地代理起這些父母的婚姻事務：“千萬不要去鬧離婚什么的，要夫唱婦隨，你要離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離?！比绱水a生的問題不僅在于一般所說的“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矛盾，更在于經歷過這種傾斜的狀態之后，這些年輕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對于這個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在經歷過一種極度絕望和孤獨之后 （俗說高考仿佛從鬼門關里爬出來）是否能夠建立起對于生活的基本視野和信心？很有可能，一度被高度控制的心理上的黑暗會將某種陰影拖延很長時間，一度被徹底壓倒的經驗會伴隨終身——不是被他人壓倒、就是去壓倒別人。任何犧牲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所有那些被壓抑下去的東西，當它們在其他時間以其他方式重新出現時，會是扭曲的和膨脹的，甚至可能是報復般的、窮兇極惡的。周浩這個片子的最后版本刪去了學生們高考之后在操場上焚書的場景，那種快樂那種興奮，是他們對自己報復也是對環境報復的開始。

其次不一樣的是，“機構”中的人們相對比較被動，那些學生們看起來多少有些消極，有些漫不經心，他們遇到的更多是阿爾都塞表述的令其 “屈從”的處境，消耗和磨平年輕人的個性和意志，讓他們變得乖順，在某種意義上“制度”則相反?！爸贫取奔ぐl人，激發人的野心和斗志，想方設法使得人變得很興奮，始終興致勃勃，處于一種被調動起來的高昂狀態之中。我的一位年輕朋友稱那個王老師像個 “搞傳銷的”，說得有點刻薄了，但是他看上去的確是像個永不疲倦的推銷員，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滔滔不絕地提供各種“進攻方案”、“口令”、“密電碼”以及各種心理按摩。學生們也必須顯得個個勁頭十足，他們早起晚睡，一遍一遍地做已經會做的題，背誦已經會背的政治條文，還要一遍又一遍地鞭策鼓勵自己。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不興奮是可恥的，置身其外是不被允許的。片中有兩個學生因為在網上做生意時有遲到、曠課、缺考行為，則被認為是麻煩制造者。而他們自己也都希望上大學，他們不會說干脆放棄這個愿望，這場戰爭就不打了。

用哈維爾的話來說，人人都在卷入這個制度，不同的人只是卷入的程度不一樣?！?，豈止是卷入，而是“投入”，只是好同學與差同學、同學與老師、學生與家長各自投入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樣。是什么力量能夠如此這般將所有的人發動起來？作為“制度”到底有什么奧秘能夠激發這樣的能量？其實很簡單，它所使用的是“利益語言”。它對學生及家長說，這是你們的“切身利益”，是你們自己的終生大事；對老師說，考上多少重點大學你們會得到多少獎勵，于是，制度的目標就和個人的目標結合了起來，制度將自己弄成正好代表著個人的利益要求。這表面上聽上去振振有辭，但是人們忘記了一個前提：一個人是不能簡單地縮減為他的利益存在的，尤其是一個年輕人是不能夠過早地被縮減為他/她的生存壓力。

當人們的利益被充分“照顧”到了的時候，一個抽空和注滿的過程就這樣產生出來。既然制度實現了他們的要求，他們也應該滿足制度的要求。與機構中只是抹殺你的個性不一樣的是，制度要求效忠，起碼表面上要做到如此。早讀時，同學們如癡如醉般背誦的那些政治條文到底有什么意義？是否能夠提供關于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任何實際知識或者理性的眼光？因此也就有了言不由衷的種種表現，有了種種明顯迎合的言詞舉動。比如，課堂上老師在談完印尼海嘯之后，轉而問學生：“我們中國也發生一些大型事件，比如非典，從中能夠得到什么啟發？”一個被叫起來的同學很快脫口而出：“這些事情后面不是都解決了嗎？說明中國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去辦大事，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她無懈可擊的回答引起了課堂上一陣哄笑。當然不是嘲笑這位同學，而是嘲笑需要得到這種千篇一律的答案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高考制度就是獎勵這種迎合者，而將那些不懂得或者不愿迎合的人淘汰出去?？傆腥吮惶蕴鋈?，于是總有人打破頭要進來。由教育制度體現出來的這種情況，從另一個角度表明，這種制度并非高不可攀，外人進入也并非需要萬貫家財，說實話它的門檻并不高，但是最主要的條件是要能夠迎合和效忠。筆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歡說目前這種高考制度是惟一合理的人們都來看一看這部影片。中國人聲稱是最聰明的民族，難道就想不出別的辦法來，一定要讓我們年輕人、讓我們民族的未來，在這種一邊是恐懼、絕望、殘忍，一邊是亢奮、迎合、連根拔起的狀態下成長嗎？

筆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歡說目前這種高考制度是惟一合理的人們都來看一看這部影片。中國人聲稱是最聰明的民族，難道就想不出別的辦法來，一定要讓我們年輕人、讓我們民族的未來，在這種一邊是恐懼、絕望、殘忍，一邊是亢奮、迎合、連根拔起的狀態下成長嗎？

• · 墨爾本電影節官網被“黑” 內地影片已全部退出 　|　 2009-07-29
• · 《延邊口技》退出墨爾本電影節 內地影片全撤出 　|　 2009-07-28
• · 東成西就彭浩翔 　|　 2009-07-28
• · 墨爾本電影節照常放映“疆獨”頭目紀錄片 　|　 2009-07-27
• · 墨爾本電影節邀熱比婭出席 中國導演退出抗議 　|　 2009-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