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文
豬年伊始,先回應讀者兩個問題。一位問,你的醫改評論還要寫多少?答,沒有計劃,把有意思的內容寫完了就停筆。另一位問,你究竟主張怎樣解決問題?我的回應,“主張”遠不如現象的梳理和解釋來得重要?,F狀和問題搞不清楚,張口就來“普度眾生”的解決方案,真的那么有意思嗎?
言歸正傳,繼續探察我國醫療服務的狀況和問題。我們已經發現,流行的“看病貴看病難”呼聲,不經意之間掩蓋了另外一個現象,那就是在尚存的“公費醫療”范圍內,一些人“看病太便宜”,以致過多占用了本來就不夠的醫療資源。給定政府主導醫療服務的框架,剩下無緣享受“公費醫療”的龐大人群,只好面對看病貴和看病難。
這顯然不單是醫療體制造成的,也不可能單靠醫改就得到解決的問題。深究下去,如當下輿論所云,“涉及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的全面改革”。問題是,全面改革又談何容易!經驗提示,說得很全面的改革大計,做起來常常寸步難行??偛荒軕┱埣膊±p身的人家,耐心等到“全面改革成功”以后再免除疾病的痛苦吧?
于是,除了“根本解決”之外,還有一個在給定的現實條件下,能不能“改善”或“緩解”一下的問題。具體說,就是在國家財政給錢不多、“公費醫療”又占用資源不少的情況下,廣大非公費醫療覆蓋的人群能不能得到更多一點的醫療服務,能不能減輕一點“看病貴看病難”的實際負擔。
參考其他領域的經驗,我認為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想起來似乎不太困難,政府沒錢還不能給政策?——大手開放醫療服務,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參與醫療服務就是了。不敢說這一招包治百病,但增加了醫療服務的供給,至少總可以緩解“看病貴看病難”吧?
可是橫看豎看,我國醫療服務的實際開放程度低得驚人。數據引過了,反正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在這個被定名為“市場化過度”的領域,80%的醫院仍然是政府醫院,96%的床位按非營利醫療機構注冊。過去幾年衛生部長的報告,多少還提到“動員社會資源參與醫療服務”,可是最近的“全民醫?!饼嬋淮笥?,似乎再也沒了此項內容。究竟發生了什么?是醫療服務的大門洞開,就是無人愿意問津嗎?
情形不是這樣的。舉一個例,北大所在的中關村地區,早在2000年就傳出要開長庚醫院的消息。那可不是政府的手筆,因為投資和管理的主體皆不是政府,而是臺塑公司旗下的一個非營利財團法人。1990年代中我第一次訪問臺灣,聽過長庚醫院的故事。講起來,是一件非?!八饺恕钡氖聞?,無非是商場上功成名就的“經營之神”臺塑董事長王永慶,為紀念他父親王長庚先生,投資并管理了一個非公立醫療機構??墒?,長庚醫院的確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公益”效果:作為一家創立于1976年的非營利民營醫療機構,長庚醫院在臺灣的7個院區、8300張病床,每年提供的醫療服務占全臺灣總量的五分之一。問過在臺的親戚和其他朋友,對長庚醫院的服務品質無不稱贊有加,無疑是一間擁有良好聲譽的醫療機構。
長庚醫院要開到中關村,不是很好嗎?這里素有“中國的硅谷”之稱,以高校密集、知識分子集中而知名天下??梢簿褪窃谶@個地方,屢屢傳來中年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不幸消息。沒有看到仔細的分析報告,猜想應該不是因為沒錢看不起病,但工作壓力重,有病也排不起醫院那個隊、受不了看病那份折磨的,恐怕所在多有。聽到臺灣的長庚醫院要來,辦一個規模大到5000張床位的綜合性醫療科研教學機構,中關村人哪個會不高興的?
可是,六年時間過去了,聽得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消息時好時壞,到最后長庚醫院也沒有在北京開張。讀過一些報道,有說是臺灣當局阻撓資本外移的結果,也有說王永慶堅持獨資、與這里的外資法相抵觸。究竟什么原因,撲朔迷離,外人不容易明白。不管其中多少是非曲直,反正從結果看,長庚沒有入戶北京。去年聽說終于在廈門開了一個長庚院區,500個床位的規模,也算不上大展宏圖。
考慮到醫療服務對品牌的依賴,向經得起時間蹂躪的國際大型醫療機構開放,應該是上策??墒桥e目四望,長庚醫院沒有大步進來,其他著名醫療機構也沒有進來多少。臺灣的機構有障礙,臺灣以外還有很多國際大醫療機構呀。如果企業辦醫院“不適宜”,政府間的國際醫療合作又怎么樣了?仍以北京為例,中日人民友好醫院怎么看也是一家上好的醫院,可數來數去,好像僅此一家而已。中英人民不是也很友好嗎?中加人民、中德人民、中美人民、中澳人民呢?以中國今天的國際影響和外交地位,每個省會城市有一家國際友好醫院不算為過。多開上那么幾家,媒體戲稱“全國人民上協和”的壓力總可以減輕一點的。
說到協和,又引出一個敏感話題:為什么不選一些教會醫院允許來華行醫?協和本來就是教會醫院,治過國人的病也救過國人的命,更培養了很多國手級的大夫,為中國保有一個現代醫學和現代醫院的寶貴傳統。另外一例,當年毛主席的保健醫生、也是從紅軍到解放軍時代軍隊衛生工作的領導人傅連漳,參加革命前不也是福建長汀一家教會醫院的院長嗎?這說明,即使在國家主權不完整的年代,教會醫院對中國和中國人也不全盤有害無益。今天國家有了強大的主權,選一些教會醫院來網開一面,救一救國內醫療的燃眉之急,真有什么控制不了的危險嗎?
可是說破了天,本來開放潛力極其巨大的醫療服務,反倒成為開放年代里開放程度最低的一個部門。不要比制造業和商業,就是與同樣問題多多的教育相比,醫療服務的開放程度也差了一大截。不同意此論的朋友,不妨隨機找幾個人問問:聽說過微軟中國、惠普中國沒有?知道不知道滿中國跑的小汽車,絕大多數是中外合資制造?吃沒吃過麥當勞的漢堡包,認不認得肯德基的老人頭?可是若問,有誰體驗、接觸、甚至聽說過境外醫療機構或醫生的服務的,國人中實在鳳毛麟角!
高端不開放,低端的也開放不夠?!爸嗅t不再姓中”是我去年寫過的文章,取材于中國本土的中醫日漸衰弱,而歐美日本卻把中醫中藥針灸技術,納入了向他們國家人民提供醫療服務的合法軌道。說來不容易相信,數千年師徒相傳、父子相承的傳統中醫,民間據說還有百萬之眾,可即使華佗再世,今天也難拿合法行醫的執照!真的嗚呼哀哉,明明有大量可動員的社會資源,偏要作繭自縛、畫地為牢?!吧细F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只剩下一條路:天天聽老百姓呼號“看病貴看病難”,仿佛那是自然界里的一道風景線。
為什么醫療服務的開放程度特別低?這個問題還頗費思量。是中關村的一位醫生提醒了我,他認為長庚項目難產的原因,是主管當局多少害怕新醫院來了把老醫院的好醫生挖走——“我們真盼著長庚來挖人呢”。不過這個“害怕競爭說”也有問題:為什么官家招待所以外,那些真正市場化的餐飲服務不斷破土而出?難道當年那些個招待所就不怕競爭嗎?
查下去,答案是,新餐館無須得到招待所或招待所主管部門的審批同意。相比之下,擁有“自己”直屬醫院的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卻同時控制著新醫院的審批大權。此種制度安排下,“抑制競爭”合乎邏輯,主動開放純屬極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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