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忠明/文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去兩年，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救助措施，也引發了對 “國進民退”問題的頗多議論。無論是公開激烈批評者，還是認為統計數據不支持 “國進民退”結論者，似乎都認同一個前提，即 “國進民退”不是一件很合適的事情。在我看來，這倘若真是 “共識”，就比辯論是否存在 “國進民退”更有價值。因為它表明人們已普遍認可深化國企改革和發展民營經濟的大方向是正確無疑的，即使目前有所滯緩，也只是歷史進程中的波折而已。

細心的人，或許可以發現，自黨的十六大開始，原本在中央重要文件中幾乎每年必提的“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已然淡出。但這并不表明對國企改革不重視，更不表明國企改革已完成使命，而僅僅是表明關于國企改革的一系列方針、路線、政策已經非常成熟、周全，從經濟學探索的角度而言，亦無太大空間，也就是說，國企改革主要已不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和貫徹落實的問題。

經過上世紀末“三年兩大目標（改革與脫困）”的全力推進，朱基內閣大體已把國有中小企業在 “三改一加強”、“抓大放小”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中轉化了，留下的國有企業大多是大型企業或大中型企業，由于國家大量投入改革成本及其他原因，他們日子也普遍好過了起來。

“危機改革”（不危機，便不思改革）的社會心理特征，以及根深蒂固的易于滿足的小農意識等，使得各種既得利益板塊形成，當然也包括一些理論誤區、業績考核導向偏失等（比如督使國企做大做強），于是人們看到在全社會范圍內深化改革，包括國企改革已普遍缺乏足夠動力、熱情、激情以及緊迫感。

那么，現在誰最具有改革意愿呢？通觀全國，上億之眾的“新生代農民工”可能是推動當今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重要變量。他們是“80后”、“90后”，他們不再像長輩們那樣戀根戀土，他們向往和同齡的城里人一樣過體面的生活，他們對于教育、醫療、住房以及其他公共服務、公共品的需求決定了“政府供給”必須與之匹配，包括戶籍管理制度、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等必須跟得上?；蛟S，“新生代農民工”這樣一個巨大群體的存在，能夠從“需求端”進一步撬動我國改革開放大業走向新突破。

偶見有些報告或講話，用一堆數字進行環比、同比后竟斷然言之，“以上證明國有企業是完全可以搞好的”。我以為，這是最大的荒謬和愚昧之一。我們到底應當肯定什么？是國有企業，還是國企改革？如果細細觀察或分析當下的央企或國企，但凡日子過得比較滋潤的，其他不論，例如資源壟斷、政策保護等因素，應當說正是主要得益于改革。

每一步改革，都驅使國企越來越貼近市場，或者說越來越背離國企的原有體制屬性，越來越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國企了。為什么不能理直氣壯地去肯定改革的價值呢？為什么還硬要杜撰“新國企”這類概念，去框套已經在海外上市的 “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等央企呢？在相當程度上已為全球公眾、世界公民持有的海外上市公司，為什么不能擺脫固有意識形態的束縛，旗幟鮮明地證明國企改革的大踏步邁進，而卻依然要生硬地非驢非馬地捍衛所謂的國企風采呢？

黨的十六大以及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以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為方向，這是衡量國企改革的根本尺度。一旦建立健全了現代產權制度，也就是說，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私人資本乃至外國資本形成多元格局，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那么，還有國企可言嗎？現代市場經濟，應以融合發展為取向，以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等混合經濟型企業為微觀主體。這決定了“國企改革下一步”的基本脈絡或基本方向。偏離這一方向，就意味著我們還在或還將為國企改革徒增成本，意味著曠日持久的國企改革還將“持久”下去，且不知何為“倒計時”。

我歷來不贊成在國資監管中刻意強調要“做大做強”、“保值增值”之類。中央的明確要求是 “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這在相當程度上應主要理解為收縮戰線，從過多覆蓋的狀況中擺脫出來，有序實現國有企業的 “戰略退出”，進而有效實現國有資產與國有資本的 “戰略集中”，以滿足對“市場缺陷”的修補以及市場環境的最優供給。

嚴格地說，國有企業不是也不應是直接為競爭而誕生來證明自身價值。凡與民企發生正面競爭的領域和行業，原則上都應以“退出”為宜。依據中國的現實國情，目前在一些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留一定數量（中央給出的量化概念是“極少數”）國有獨資企業，其社會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而且隨著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的完善，也未必是一成不變的。推進步驟必須穩妥、穩健，不能操之過急，但最主要的是方向不能走偏。方向偏移，就難免會出現“央企頻搶地王”這類必定招致人間民怨的種種尷尬與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