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為什么是深圳

經濟觀察報 樊綱/文 1984年初，我第一次到深圳，現在搜尋那時的記憶，好像還不知道有一條深南大道。相信那時這條路已經有了，只是還在 “發展初期”。而現在，這大道不僅是一條布滿鮮花、綠草、樹蔭與商廈、地下也已經修成了地鐵線的橫貫深圳的現代都市街道，它還記載著太多的中國改革、開放與發展的傳奇歷史，以至李詠濤以此大道為書名、為線索，在此為我們展開了一幅深圳經濟特區30年的壯麗畫卷。

中國的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年了。它是中國改革開放偉大進程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經濟能有今天，離不開經濟特區的貢獻，而深圳經濟特區又是幾個特區中的佼佼者，也是大家所公認的。它的發展軌跡，為它的成長做出貢獻的人們，30年的種種神奇故事，作者將在這部書中娓娓道來。作為一名經濟學者，我不妨借這個機會在此對中國經濟特區，特別是深圳經濟特區的現象及其意義，做一點理論的分析，也許與這本書的內容互補，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與深南大道相關的歷史與現實。

30年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其實仍是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實現經濟體制的 “轉軌”與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中國經濟特區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它有利于通過一個局部的試驗與創新，在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這兩方面率先實現突破，為全中國提供經驗、教訓與樣版。

就體制轉軌或體制改革而言，一個國家在改革之初面臨的問題一般有三：朝什么方向改？是否愿意改？怎么改或會不會改？

第一個問題總的來說不是由地方決定的，而是由中央決定的。1978年中央政府決定了市場化改革的目標。這里我們不要去想當時是不是什么都清楚了，是不是有爭論，是不是有人反對，是不是已經叫做市場經濟，在歷史現實中，目標當然也是逐步清晰起來的、統一起來的，但是無論如何當初大方向是定了的，是要從計劃經濟轉出去了?！懊^過河”，“過河”是肯定了的，知道有一“彼岸”了，但不知道怎么過，所以要“摸石頭”，僅此而已。為什么要辦“特區”？就是為了要有一些局部先去“摸石頭”，也就是說主要是要解決后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人們愿意不愿意改的問題，本質上不是一個“思想觀念”問題，而是利益問題。改革的阻力，從根本上說，來自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F在如此，30年前也是如此。即使多數人總體上擁護改革，遇到會觸動自己利益（包括加大自己風險）的具體問題，就可以成為改革的阻力。阻力大的時候要在全國范圍內推進改革，就容易出亂子，導致社會矛盾與沖突。搞特區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一方面要率先突破阻力，創造出新體制，從而給大家看到改革的甜頭，既得利益的阻礙就會小一些，另一方面就是要探索克服阻力、增強動力的方式方法，使改革得以推進。

第三個問題，會不會改革，說到底是知識不夠的問題，是一個有關新制度的信息和制度轉軌復雜性的信息不完全的問題。信息不完全也可能出亂子，改革措施不得當，種種體制環節之間不配套、不兼容，在全國的范圍內進行改革，就可能導致經濟混亂與波動。搞經濟特區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要在先行先試中，在一個具有整體功能的地區（而不是經濟體制的一個方面）進行改革的“試點”，創造經驗，吸取教訓，獲取知識，完善信息，推廣到全國，改革就會更加平穩。

經濟特區，特別是深圳經濟特區，就是因為以下的種種原因，成功地實現了改革的突破，并成為全國創造的樣板：

1.深圳經濟特區建在當時沿海的一個小縣城，當地的舊體制相對薄弱，容易突破，引入新的體制，既得利益集團相對較小。

2.當時深圳還屬于舊體制下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區(但具備經濟發展的良好條件，因為是沿海地區)，有既得利益，也不大，克服起來較為容易。

3.毗鄰香港，引進外資、外企條件較好的地區，實行開放和吸引外資的政策，外企會成為改革的新增動力。

4.原住民相對較少，要發展就要采取鼓勵外來移民的政策，而外來移民包袱較小，一般會成為改革的新增動力。

5.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可以在率先擴大外貿活動、與外國人做生意過程中吸收有關制度的信息與知識；而引進外資、外企，則更是將各種信息與制度的載體引入了國內，都導致一國內有關制度和體制轉軌的知識與信息量增大。而經濟特區率先獲得了較為完全的制度信息，就會使特區率先實現改革，在全國起到示范的作用，較多的有關制度的信息就在這一示范過程中進一步“外溢”到全國，會在全國改革政策的制定中發揮作用，也會在人們到特區考察（而不再是“出國考察”）學習的過程中擴散到各地。十分重要的是，這種由率先開放所獲得的信息增量通過特區的消化、吸收，轉化為一國的“內部知識”，而不再是“外國”的知識。直接學習外國的做法，會有許多東西難以適應本國的特殊實際，而學習特區，則已經是在學習已經在本國行之有效的做法，不協調成本就會小得多；

6.深圳經濟特區是一個具有綜合性功能的城市，它先行先試向新體制轉軌，就要進行方方面面的改革，要探索各種改革相互配套的經驗，從而向全國提供的就不僅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某一方面的改革經驗。

就經濟發展而言，30年前，中國是一個極端貧窮落后的國家，這種國家要想實現經濟的增長，通常面臨以下的困境或約束（現在其實也是這樣）：優質資源稀少，收入低資本少，教育水平低，勞動力多但人才少，缺少企業家，缺少管理知識和創新能力，制度也不發達，等等等等，我們現在一些人還天天在“自我辱罵”的那些落后的劣勢，當時當然是更加嚴重的問題。經濟學的理論和各國發展的經驗都證明，這時這樣的國家要想實現發展（其定義是要使人均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趨同”），就必須一方面要借助外力，另一方面要發揮自己的種種相對優勢，逐步培育起更多的優質要素。而特區，特別是深圳經濟特區，就是因為具備以下的一些特點，而實現了突破性的發展，使得特區成為率先增長的經濟體。

7.通過體制和政策的 “優勢落差”，用新的體制有效配置稀少資源，形成“資源聚集洼地”，形成發展的突破并帶動全國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就是缺資本、缺技術、缺人才，這些發達國家富有的生產要素在我們這里是最為稀少的。這點人人都知道。但過去計劃經濟的想法是要用政府集中配置資源的辦法把我們僅有的那一點稀少資源利用起來，形成發展的突破。應該說在初期階段這種方法也會取得一定成果。但是這種計劃配置方式的問題在于最終沒有經濟主體的積極性，沒有所有的經濟主體出于利己的動機去捕捉各種機會，積極創新，靈活地配置資源。所以到最后，計劃配置都陷于僵化，寶貴的稀少資源既沒有合理地集中配置，也沒有高效利用，在行政體制下被“撒了胡椒面”。以市場體制為導向的經濟特區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用新的體制(最初還不能說已經實現了市場體制，但總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原計劃體制的僵化)和新的發展政策(包括外貿政策、外匯政策、引資政策、投資政策、用工政策等)，形成這一區域與全國其他區域的體制與政策的“落差”，用這種差異，形成“資源聚集洼地”，把全國各地的優質稀少資源“吸引”過來，使之得以集中地有效利用，發揮最大的作用，在我們這樣一個資本、人才稀少的國家實現增長的突破，帶動全國的增長，實現計劃經濟沒有做到事實上也很難做到的事情。這一分析就可以解釋以下的現實情況：像深圳這樣的較為成功的經濟特區，地處經濟開放的前沿，但在最初階段，吸收最多不是“外資”，而是“內資”，引進最多的，不是國外的人才，而是內地的人才；轉移最多的不是國外的技術，而是在內陸地區發明的但沒有充分利用的技術。深圳經濟特區當時起的作用，一個就是一下子把當時的很多企業給集中到深圳來了；另一個就是把全國的各種人才集中到深圳來。中央政府并沒有對經濟特區給予什么財政上的特殊支持，而只是“給了政策”，正是特區這種用新體制和新政策的落差，把全國的一批優質稀少資源集中配置到了特區。使之有效地重新配置，導致特區經濟很快實現了高速發展，也提高了全國經濟整體的發展水平和資源利用的效率。

人們在描述深圳的時候，都會重彩地描述深圳人的創新精神（包括令人極為嘆服的特區幾代領導人的創新精神）。但我們這里沒有把此作為一個單獨的因素，因為在理論框架內，首先是因為是新體制使得創新精神得以發揮，其次，深圳是把全國的一些有創新精神的優質人才吸引了過來，“密度”自然就變得相對較大。

8.通過特區迅速擴大對外貿易以充分利用相對優勢。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而不僅是增長)，就一定要利用國際市場，突破自己低收入水平下的窄小的市場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相對優勢和相對充裕資源創造價值，換取自己沒有的資源(如技術設備)，才能實現發展。深圳經濟特區在最初建立時的一個主要的現實的目的就是發展對外貿易，而且是發展三來一補之類的加工貿易，最大限度地利用作為發展中國家較為充裕的要素稟賦即勞動力，以實現發展的突破。對外貿易有利于更大規模地利用我們相對充裕的資源這一點，集中體現在經濟特區成為外來“打工仔”、“打工穏”最早移民集中的地區。特區是一個國家的特區，它利用的是全國的資源，并使全國的資源得以更充分和有效的利用。

9.借助外力，引進稀少要素，彌補稟賦不足。特區的另一個發展功能就是在最方便的地方開始引進外資，以及外部的管理、技術人才要素，彌補我們那些增長要素的不足。引進外資、外企，也涉及到許多政策的改變，需要相應配套的體制，這在發展初期還無法在全國全面實行。建立經濟特區，就是要在一定區域內開始實施起來，創造經驗，以向全國推廣，也使得這一因素盡快在一些區域內開始發揮作用以實現發展的突破。沿海地區具有運輸成本低的區位優勢，原來有開放的歷史和文化，最容易實現外資和外企的引進。在國際上也是這樣，往往是一些邊境地區，甚至是三國的邊境地區，容易最先實現發展，就是因為在這些地區最容易實現“優勢互補”，使不同國家的不同的稀少要素能夠組合起來實現較高的增長。經濟特區率先引進了發展中國家的稀少要素，不僅是資本，還有技術、管理知識、市場渠道、企業制度等，也就率先改變了特區的要素稟賦結構，從而使特區能夠(有可能)率先“提升”產業結構。這就是為什么特區在后來成為高新技術相對于國內其他地區而不是相對于其他國家較為發達的地區(這當中當然還要看到前面所分析的因素，即特區吸引了全國的優質資源)。

30年過去了，我們有了深南大道30年的輝煌。這30年期間中國當然（與自己過去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對于世界上的其他一些發達國家，有些相對的關系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我們仍然是一個低收入水平國家，市場體制還遠沒有健全，等等。因此，希望這本書中對過去30年的記載與回顧，希望我們現在對過去30年的種種分析與論證，能夠對今后30年更好地改革與發展，有所啟迪。

（作者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本文是《大道30——深南大道上的國家記憶》一書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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