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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曙光:一些惡法卻執行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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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
    2009-12-26
    王畢強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王畢強 1979年,恢復高考的第三年。16歲的李曙光和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一心想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

    然而,命運卻在這時替他做出了選擇,他以高考總分第二名的成績與北大失之交臂,被調劑到了位于上海的華東政法學院,開始了他當時并不感興趣的法律專業學習。為了彌補一心想學文史哲的缺憾,李曙光在大學選擇了學習法制史。

    那年,是中國民主政治和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

    年中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包括 《關于修正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以及 《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法制基礎。

    從此開始,李曙光的人生就與中國的法治進程結下了一輩子的緣分,他從旁觀者逐漸成為一個主動的參與者。

    李曙光,男,46歲,江西人。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經濟法、公司法、破產法、法經濟學。

    李曙光說,他當初之所以選擇學習法制史,一方面是因為對于文學的熱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那時大學的法律課除了法制史還有些東西可讀外,其他專業課幾乎沒有教材可學。

    這倒不是老師偷懶。在1949年以后的30年間,中國的法律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和那個時代的大學生一樣,李曙光的大學時代都是在對知識的如饑似渴的學習中度過的。李曙光現在笑稱他那時就是一個書呆子,4年的大學生活,他都沒有去見識過大上海的繁華風貌。

    現在30年已過,回首李曙光那一屆的同學,大部分人都成了現在中國法律界的棟梁,像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曹建明,就是李曙光在華東政法學院的同學。

    李曙光的博士證書編號是第九號。他是1949年以后中國培養的第二批博士,也是中國最年輕的法學博士,博士畢業那年李曙光26歲,那是1989年。

    作為中國當時僅有的幾名法學博士,李曙光還沒畢業就參與到了中國的立法工作當中。

    李曙光說他第一次參與立法是在1986年,那年他參與了起草《破產法》的討論。

    而他真正參與立法是在1993年。那年,還只有講師頭銜的李曙光,作為國務院國有企業破產情況調研組中唯一的一名學者,執筆給中央寫了一份調研報告。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后來將這份報告中有關國有企業破產的問題概括為,“人往哪里去,錢從哪里來”。

    李曙光說他正是通過這次調研,對全國企業情況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并為以后參與《破產法》和《國有資產法》等法律起草打下了實務基礎。

    而后來對國企改革影響深遠的《國發(1994)第59號文件》,即《國務院關于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并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的第一稿,就是由李曙光和國有資產管理局的狄娜,根據經貿委調研報告執筆起草的。

    也正是在這份調研報告中,李曙光提出應該修改《破產法》,或者起草新的《破產法》。

    朱基看到這個報告后,馬上指示國務院辦公廳將這份報告批給22個部委開會協商國有企業破產問題,并將報告轉給了全國人大,當時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隨后決定成立新《破產法》起草小組。

    就這樣,最早提出起草新 《破產法》,又對國企情況熟悉的李曙光,順理成章地成了全國人大新《破產法》起草小組的成員。

    從此以后,《破產法》成為李曙光一生法律和經濟研究的基點。

    1995年,當李曙光還在起草《兼并條例》時,當時的國家經貿委開始著手起草有著市場經濟憲法之稱的 《反壟斷法》,李曙光作為唯一的一名法學家,被國家經貿委聘請為《反壟斷法》起草小組的成員。

    同年,亞洲開發銀行和國家經貿委合作國有企業破產的政策研究,這是中國和外方合作的第一個政策項目。李曙光被推選為項目首席專家和中方專家組的組長。

    1998年,在成功完成亞行項目之后,李曙光又被世界銀行聘為項目專家,他的目光也從國有企業改革轉向了推動民營企業的發展。

    世行和亞行的工作經歷,讓李曙光在六七年的時間里經??梢院腿澜缱詈玫膶<覍W習交流。李曙光說,和他一起工作的世行專家正是幫助俄羅斯進行休克療法的團隊,他和這些外國專家從休克療法,聊到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彼此之間有著說不完的話題。

    在這期間,李曙光還完成了中國第一本兼并破產手冊。這本手冊可以說是中國反壟斷及破產理論和實務最早的萌芽,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國內這個領域的基石。

    1996年、1997年,李曙光受邀參與了《中小企業促進法》和《證券法》的起草工作。

    在2000年初,李曙光遠赴美國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讓他對美國的法律教育體制、司法體系、市場經濟體系、政治體系、選舉體系、法律分析方法等,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

    美國的經歷,讓李曙光認識到WTO對于中國的重要性。2001年從哈佛回來時,他抱回來了一大堆關于WTO的材料。

    回國后,李曙光很快就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邀請,參與起草為加入WTO做法律準備的《關于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2003年5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邀請了11位專家,征詢制定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的意見和建議。原本每人15分鐘的發言時間,李曙光講了半個多小時。李曙光在會上建議起草新 《破產法》、《反壟斷法》、《國有資產法》、《稅收基本法》,修改《公司法》、《證券法》等。

    會后,李曙光的建議幾乎完全被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所采納,并成為人大五年立法規劃當中經濟立法的主要內容。

    時至今日,《破產法》、《反壟斷法》、《國有資產法》、《公司法》、《證券法》等李曙光提議制定或者修改的法律,都獲得了全國人大的通過并已經開始實施。

    2004年,全國人大成立了《國資法》起草小組,李曙光又是起草小組中唯一一名專家。

    在此期間,李曙光還被聘為《合伙企業法》、《證券法》、《期貨法》等法律起草或者修改小組的成員。

    2005年,李曙光在國務院召開的中南海座談會上,對起草《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發表了長達兩萬字的發言。

    后來,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非公經濟36條”報告的批示上,就用了李曙光關于“突破體制性瓶頸”的表述。

    2009年,擬將私募股權基金納入法律范疇的《證券基金法》修改起草小組,又聘請了李曙光。

    曾經對法律不感興趣的李曙光說:“很多東西都要有天分,現在看來我天生就是要做法學研究的”。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建國60周年?;仡欉@些年中國法治進程,李曙光感慨良多。

    2009年,李曙光全年都在致力于推動《破產法》和《國資法》的實施,這讓李曙光費盡心力。但讓他失望的是,無論怎么推動,這兩部法律在執行上都沒有力量。

    李曙光不明白,國務院法制辦為什么不把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法》廢止了。國資委現在還說2003年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有效。這和《國資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這不是開玩笑嗎?”

    對于國資委正在籌備的 “中投二號”,李曙光認為,這種做法嚴重違反國資法的精神。

    “中投二號”和國資委,到底由誰做決策,出了問題誰負責?二者如何劃分權利?

    李曙光說,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把這些邊界搞清楚了,建什么平臺都沒問題。反之,建什么平臺都不行!

    對于《破產法》的實施,李曙光認為效果更差?!?0萬家企業吊銷和注銷,為什么走破產程序的只有4000家?工商部門為什么敢讓這么多家企業行政吊銷注銷,而不是按照法律去做,那么多人逃債和廢債,這么混亂,這么沒信用,是誰造成的?這個責任由誰來負,怎么追究,怎么改進?”李曙光問了一連串的問題。

    “一部法律實施成這樣,是非??膳碌??!?

    今年最讓李曙光反思的問題是,2003年以來制定的與民生利益相關的法律政策,以及改革30年沉淀的各種問題和矛盾,都浮出了水面。

    雖然2003年新一屆中央政府成立以后的立法,很多都是與市場經濟非常契合的,或者至少反映了市場經濟的理念。但是這些法律的實施都非常糟糕。

    一些惡法,比如拆遷條例,社會上根本就沒有人推動,但執行得卻非常堅決。一些良法,比如《破產法》、《反壟斷法》、《國資法》,不管社會怎么呼吁,都沒人理睬。

    “中國的選擇性執法、選擇性司法的現象非常嚴重?!崩钍锕庹J為,一些不完善的良法沒人實施,而一些惡法大家都打著依法行政的幌子,實行起來又快又有效率,這是司法和執法的體制性瓶頸。

    “立法上的巨人和實施當中的侏儒現象,是巨大的反差。為什么這么好的東西,在這種土壤中不能扎根生長起來?”

    提到現在全社會對 《拆遷條例》的討論,李曙光說,年底的拆遷危機,實際上就是私有產權危機的寫照。

    “房子你說拆就拆,有的還動用黑社會拆遷,那誰還敢在國內買地買房,進行投資?”李曙光說,從這方面也就能理解,現在資本外逃的高潮,很多人都把小孩送到了國外,就是因為國內沒有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對產權保護很差。

    李曙光認為,國進民退就是要讓更多的市場因素起作用,要讓更多的產權合約受保障。國進民退一定是政策性的、自上而下的,一定是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沒有劃分清楚,才會出現的情況。

    對改革開放30年中國立法的評價,李曙光說,總體思路是對的,主要問題是法律還要完善?!艾F在最大的問題是執法和司法的問題,如何讓法律落地?!?

    立法部門不能立了法就不管了,要負起監督的責任。全國人大要出來說話。政府也應該負起執法和司法制度推進的責任。

    靠個體和企業的維權,靠零散的對個案的批復和指示,是不能解決中國這么復雜的法律問題的,甚至還會激化矛盾。

    法律的實施要有跟蹤、推動、評估、問責等一整套的機制和手段。不是人大開幾個會就完事了,實施得不好有人需要出來引咎辭職的。如果一年沒有幾個人來對法律的實施承擔責任,那這個法律實施得就不會好。

    李曙光覺得,2009年對市場經濟來說不是一個好的年份,金融危機讓很多企業遇到了困難,一些大型活動也沖淡了改革主題?!敖衲甑暮暧^調控政策這么劇烈地出臺,房地產市場這么瘋狂地上漲,看到的都是政府的手在動。政府在代替市場,行政在代替法律?!?

    中國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還沒有建立一個讓民企做大做強的政策環境。如果中央政府能把民營企業的做大做強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央政府了。如果中國能有上百家能與央企相比的民營企業,那中國經濟就真正發展起來了。

    “政府要真正轉型,要做一個服務者、投資和經營環境的提供者,不要做體制壟斷的設置者?!崩钍锕庹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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