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東德:波瀾不驚二十年(2)

柏林 勃蘭登堡門,曾為東西德國的分界線
“劇變后進入了共產主義”?
抱怨歸抱怨,如今德國東部的面貌確實發生了驚人的變化。我們在柏林下榻于泰爾托運河之畔,這里在劇變前本是東柏林南郊著名的工業區,而現在完全是一片綠化帶中稀疏的獨戶住宅群,綠影扶疏,清波蕩漾,昔日的煙囪與廠房都無影無蹤了。柏林以南的各城市也在大興土木,火柴盒式樓群構成的蘇式市區很多又變成了“修舊如舊”的“古城”。
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頓是前東德第三大城市,在古代原是薩克森選帝侯的宮廷所在地。薩克森在古代曾是德國的經濟文化發達地區,而后來靠“鐵血”政策統一德國的普魯士,相對于薩克森而言,不啻是落后的“蠻族”,當年德累斯頓的古城要比普魯士占據的柏林華麗、典雅得多,可惜卻在二戰末期著名的“德累斯頓大轟炸”中完全被夷為平地。冷戰時期,前東德領導人醉心于工業,不喜歡“舊社會”的那一套,位于東德版圖內的德累斯頓因而完全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工業中心。所以我最初沒有將德累斯頓列入考察日程,后來列入,也只是想看看那里的“國企轉制”的情況,以及這個“民主帶頭羊”(該城是1989年東德首先爆發民主示威、地方領導層首先轉向表示支持民主的城市)二十年后的政治生態。聽說要游覽景點,我還想這個東德的“鐵西區”會有什么可看的?無非是發發“思古之幽情”而已吧。
沒想到車一開進城我就吃了一驚:沒看到什么“私有化的大工廠”,更沒看到街頭民主的遺風,看到的卻是活脫脫一整座當年的薩克森王城。美輪美奐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茨溫格宮、阿爾伯特殿、森佩歌劇院、塔什貝格宮、宮廷教堂、王家城堡……座座有古風,以黝黑的大石為材質,似乎飽經風霜,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舊”,有點“風化”的模樣。其實除了森佩歌劇院復建于劇變之前,其余多是劇變后這20年間復建的。圣母大教堂甚至是前不久剛剛啟用。如果沒有介紹,誰會想到這一大片“久歷滄桑的古城”其實不久前還是“東德的鐵西區”?德累斯頓如今已經以旅游、金融服務等為主業,有人說,這個當年被盛稱為“易北河上的佛羅倫薩”的城市,如今比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本身還顯得古雅。
對于這樣的變化,人們的評價自然是見仁見智。懷念當年工廠林立的人很失落,據說由于制造業的衰落,德累斯頓的失業率最高時達到30%,屬全德之最。雖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福利制度下的 “自愿選擇性失業”:一方面許多前東德人無所事事,另一方面大量的外國打工者充斥于藍領工作崗位中。但與西邊同胞“個人奮斗成功者”的自豪相比,許多“吃福利”的東德人仍然感到不是滋味。要知道劇變前他們的收入與購買力雖然遠不如現在,但在“東方”各國中卻是首屈一指、令人稱羨的。東部地區的大型工廠雖然劇變后被認為是“低效率”的,劇變前卻代表了整個意識形態陣營的最高水平,那些壯觀的流水線、“高精尖”的設備贏得了東方 “同志們”的多少贊嘆!當年,西邊的另一個世界他們雖然不能企望,但其他“東方”國家的羨慕使他們自視甚高。然而,柏林墻一倒,情況大變:西邊“同胞”取代東邊“同志”,變成了主要的比較對象,“比下有余”頓時變成了“比上不足”。福利再高,也有一種接受“施舍”的自卑感,他們對當前生活的滿意度不如以前,也就不難理解了。
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比較了13個前社會主義國家轉軌之后,居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他發現,通常是1990年最高,此后雖有波動,但整體呈下降態勢。在前東德地區,1990年居民對生活的滿意度為6.59(1代表“完全不滿意”,10代表“完全滿意”),2005年則下降為6.32。這個調查我認為是很有價值的。
但是,僅從這一點,能不能判定2005年的東德不如1990年呢?前東德人真的希望回到過去嗎?我想大概絕大多數前東德人不會這樣認為。在統一之后,許多前東德人并沒有感到自己進入了西部那樣的“資本主義”。一位東部的工程師自嘲說:“過去我們過的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柏林墻一倒,我們倒進入了‘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指高福利制度)了!但我們唯一沒有體驗到的就是‘資本主義’,因為西邊的資本家寧可去‘剝削’土耳其勞工,也不愿來這里‘剝削’我們?!?
說這話的當然只有東部人。因為只有他們會以“按勞分配”還是“按需分配”來區別“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西部盡管也有這樣兩個詞,但“社會主義”就是指“社會黨人”(social-ist)的主張,而“共產主義”就是指“共產黨人”(communist)的主張。不少德國西部人也把他們的民主福利國家 (或曰“社會市場經濟”)認作社會主義,或者至少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而“共產主義”只是過去東德搞的那一套,他們是不會把兩者相混淆的。
怎樣“轉軌”會更好?
但是在許多前東德人看來,雖然這西德式的“共產主義”似乎確實比東德式的“社會主義”富裕,但許多人還是對此深表遺憾。不過他們遺憾的究竟是什么?是想回到過去的 “社會主義”去呢?還是不滿于如今的“共產主義”而希望更深地融入“資本主義”?這是耐人尋味的。
前東德現在并沒有經歷制造業的復興,工業就業率也不高,轉軌的這兩個結果影響了東部人的情緒,其實如果按照另一種方式來轉軌,這兩個結果未必是不可避免的。比較另一些轉軌國家的情況,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假如20年前東德沒有民主化,而是原來的執政者忽然羨慕起市場經濟的 “花花世界”來了,他們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來“招商引資”,不搞什么高福利和1:1馬克兌換,更不搞西方式的自主工會,而是充分發揮廉價勞動力和隨意圈地的 “優勢”,以鐵腕手段“減員增效”——如果是這樣,西邊的制造業資本不一窩蜂地涌進來才怪呢!土耳其人、巴爾干人也都不用雇了,東德的“農民工”比誰不好使喚?如果是那樣的話,東德沒準早發生“奇跡”了,制造業大暴發,廉價產品充斥西方,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那樣的話,德累斯頓也會多出十倍的煙囪,而不是像如今這樣多出許多哥特式、巴洛克式的尖頂!——只是,如果這樣干,如今的東德人會更加滿意嗎?
其實如果這樣做,不要說東德的“社會主義”完了,西德的“共產主義”也要玩完。你西德人不是要什么高福利、強勢工會嗎?資本都跑到東邊去了,看你工人還和誰討價還價?廉價商品從東邊再沖擊過來,你要不蔫了工會、黃了福利,怎么跟東邊的血汗工廠競爭?
所以東邊不搞市場經濟則已,如果搞了,但又沒有民主化,那在統一市場上就難免“劣幣驅逐良幣”,野蠻市場經濟壓垮“社會市場經濟”和“民主福利國家”,都是不難想象的事!
人們對生活的滿意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比較維度。1990年整個東歐沉浸在政治浪漫主義的狂想中,對轉軌的復雜性缺乏清醒的認識,很多人認為只要改換了社會體制,生活便會一帆風順。那個時候人們的滿意度高,是因為和舊體制時期相比。到了2005年,“劇變”早已成為“過去時”,而比較的參照系變成了德國西部,滿意度下降實屬情理之中。
生活滿意度在不同人群中的差異,則更為明顯。劇變時已過而立之年、已在原制度中建立自己的事業、尤其是已經進入官僚體制的人,對于轉軌的滿意度很低,所以前東德的六個州也是由前東德執政黨統一社會黨改成的“民主社會主義黨”(PDS)的大本營?,F在民主社會主義黨約有五六萬黨員,主要反映的是東部一些已經消失的國有企業的職工、干部和老人的聲音,而年輕人對現在生活的滿意度則與老年人截然相反。從這樣的狀況中能否截取出“東歐人民今不如昔,懷念遠去時光”的結論,實在大成問題。
事實上,甚至如今的民主社會主義黨能夠反映東部弱勢群體的呼聲,也是劇變之后的事情。劇變以前的東德執政黨,權大氣粗,內有發達的秘密警察系統,外有幾十萬蘇聯駐德軍隊撐腰,號稱是“工人階級政黨”,其實哪里把工人真當一回事?今天從著名的勃蘭登堡門西望,與東邊“菩提樹下大道”相對的是前西柏林的“6月17日大道”,這條西柏林最寬廣筆直的大道的名字,就是紀念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工潮的。當時東德大批工人示威,抗議當局提高勞動定額卻不漲工資,東德當局開槍鎮壓,釀成血案,成為冷戰時期整個 “東歐”第一起大規模民眾抗爭事件,也是后來民眾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墻圈禁民眾的緣由。如果這個黨真的是靠工人的選票上臺,它怎么敢這樣對待工人?
“馬克思大街”上的思考
如今,民主社會主義黨確確實實是靠弱勢群體的選票生存了。二十年來他們兢兢業業,為自己的選民謀利益,在民主政治中站住了腳跟。他們的根基仍在前東德地區,盡管在這“東部六州”總體上他們的支持者也是少數,但在一些市鎮,他們已經贏得選舉,上臺執政,在一些東部州,他們也開始與社會民主黨等其他左派力量合作而嶄露頭角。而在劇變之初,由于其背負著歷史包袱,其他“民主左派”曾經很長時間與民主社會主義黨劃清界限。德國主要的左派黨社會民主黨,至今也沒有在與民主社會主義黨合作的問題上松口。但是在東部各州,面對右派強大的勢力,當地的社會民主黨在前些年就已經開始與形象大有改善的民主社會主義黨合作,以擴大左派的政治空間。最典型的就是德國首都柏林市,現任的市長是社會民主黨人,副市長是民主社會主義黨人,可以說是個左派市政府了。當然,這種情況在“新歐洲”并不罕見,憲政民主體制下的政黨輪替在這里已經成為常態。比如波蘭和匈牙利,在劇變后的二十年間,“前共產黨人”或由共產黨改組而來的后繼黨在全國大選中獲勝,主持中央政府,均有好幾次先例了。比起他們,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的成就算是小的。
在當今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無疑是對現行轉軌方式最不滿的政治派別。但是他們也并不主張回到過去,其實柏林墻就是在他們還在臺上時被推倒的,昂納克等“斯大林主義者”也是被他們開除的。他們已經告別了極權主義,但并沒有告別馬克思主義。而對本文前面講到的 “另一種轉軌方式”,他們會更有好感嗎?最近我們的一位左派朋友曾到柏林訪問過他們的一些活動家,據他說,本是想向這“兄弟黨”傳授經驗的,但令他大為吃驚的是,還沒來得及開口,對方就提出了一連串的質問:你們的一些做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嗎?你們的一些政策工人能同意嗎?……這位朋友于是感嘆說,真沒想到他們落到了這步田地,還如此教條而不知變通!
但我卻想,當年的東德執政黨又何嘗是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行事呢?而在今天的德國,為了獨攬大權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勢力還能存在嗎?今天這些左派人士憑著那些“落伍”的理念能否贏得選舉并掌權,固然難說,但起碼他們的真誠能贏得一部分選民。如果他們毫無原則,還有誰會把選票投給他們?從另一方面講,在今天的德國,用不著看誰的臉色講假話,只要是自己真信,又不強迫別人,“教條”一點又何妨?
來到前東德地區,我的一個發現是,這里在“劇變”后,并沒有像一些國家(如俄羅斯)那樣,發生大量更改地名的事。除了薩克森州的“卡爾·馬克思城”恢復了開姆尼茨的傳統城名,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的發祥地薩克森-安哈特州的維滕貝格前面加了個 “路德城(路德施塔特)”的前綴(現在該城正式名稱為路德施塔特-維滕貝格)之外,其他前東德時期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地名都沒有改。我們下榻的勃蘭登堡州小鎮克倫馬克瑙就有一條卡爾·馬克思大街,我們住的酒店門前是托馬斯·閔采爾大街 (閔采爾是16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德國農民戰爭領袖,是一位受前東德意識形態推崇而與西部的主流價值觀并不契合的人物),但是劇變之后這些街名都沒有變。進入柏林東部,保留下來的地名就更多了:如卡爾·馬克思大街、馬克思恩格斯廣場、倍倍爾廣場、李卜克內西大街、盧森堡大街、蔡特金大街等,如今都保持原名。馬克思恩格斯廣場上的馬、恩大型塑像也仍然聳立,接受左翼民眾的瞻仰。甚至洪堡大學主樓正廳內也仍然鑲嵌著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的任務是解釋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俯視著來往樓內的莘莘學子。當然,這些左派名人都是德國人,外國人就未必受到這樣的待遇了。東德曾經有一個 “斯大林城”(斯大林施塔特),現在叫做艾森許滕施塔特,不過那是赫魯曉夫時期就改了名,不是劇變后改的。如今,即便在社會主義國家,似乎也沒有以斯大林命名的地名了,倒是在“資本主義花花世界”的巴黎,現在還有一個斯大林格勒廣場。
我們的一些朋友看到這些地名,大概又會驚呼起來,引為前東德人民“懷念過去”的證據了。但是我們還是有點平常心吧。曾經的極權體制下,左派上臺就要消除右派痕跡,右派上臺就要消除左派痕跡,這都是不知哪個年月的老黃歷了。今天的東柏林當然仍有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新歐洲”各國也都是如此,也許他們有朝一日也會通過選舉“重新”上臺執政,但是他們不可能再像在1953年6月17日那樣對工人搞“專政”了?!@就是我在從“馬克思大街”走到“6月17日大街”時的感想。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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