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東德：波瀾不驚二十年(1)

經濟觀察報 金雁/文

“新歐洲”之旅

自2003年 《十年滄?！獤|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一書出版以來，我雖然對東歐國家轉型的現狀仍很關注，但這方面的文章寫得少了。這首先是因為，我原本的專長是研究“蘇聯東歐”的歷史，而不是現狀，對于“蘇東劇變”之前的舊體制，也主要是關心該體制“從何處來”，而不是它“向何處去”。也就是說，我主要研究的是，東歐地區（其實主要是俄羅斯）在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如何“節外生枝”地“岔”向了奧威爾描述的那種“1984年”式的體制，而這個體制怎么又會“岔”回“主干”去，應當是另一個課題。但是天賜機緣，使我于1990－1992年間在波蘭學習訪問，恰巧親身經歷了那場“劇變”以及劇變之后的“陣痛”時期，于是我的研究方向就順理成章地轉向了東歐的體制轉軌。

現在，絕大多數前“東歐”國家的轉軌已經塵埃落定，我們以《十年滄?！芬粫鴮@一段的研究做了總結之后，雖然仍然保持著對這片土地現狀的關注，但主要興趣再一次轉回到了歷史。

星移斗轉，“十年滄?！敝笥忠粋€十年過去了。其間，國內聽聞到的消息，多以“劇變”是如何糟糕為主調。所以，“陣痛”時期的東歐報道自然很多。但在進入“第二個十年”之后，東歐的絕大多數國家已經走向復興，社會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尤其是已加入歐盟的那些國家，已經開始了一場“新歐洲追趕老歐洲”的比賽。在這一情況下，“消息人士”則似乎把視線移向他處，不再對東歐感興趣，于是就有了所謂東歐“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說法。

直到去冬今春，由于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些國家才再次走入國內媒體的視野。那些關于“東歐”轉軌國家在此次危機中受到重創的消息，以“東歐沉淪”、“東歐危機”、“東歐陷落”、“東歐貧血癥”、“東歐遭遇滑鐵盧”、“第二波金融危機的多米諾骨牌”等語句為標題，屢屢見于報端。另外，今年又剛好是東歐轉軌二十周年，很多朋友對此很關心，希望我們接著撰寫這些國家的第二個“十年滄?！?。

恰好在7月，我們有機會去德國、捷克、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奧地利六國做了一次考察旅行，其中波、捷、匈、斯四國都是轉軌國家，就德國而言，我們拜訪的柏林、勃蘭登堡、薩克森和薩克森－安哈特等州也都在前東德的地盤上。所以，除了在奧地利的一天外，我們的旅行基本上就是一次“新歐洲”之旅。雖然只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但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轉軌二十年之后，在當前的“金融危機”期間的世道民情與社會風貌。

需要說明的是：今天這些國家對“東歐”這個概念很排斥。因為作為自然地理概念的“東歐”，本來只指俄羅斯，我們此行拜訪的各國傳統上都被視為地理意義上的中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些地方也都是德國與奧匈帝國這兩大“中歐強國”的版圖。將這些國家歸入“東歐”，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冷戰”時期的政治地理觀念。如今波、捷、匈、斯等國均自稱“中歐國家”，以區別于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前南斯拉夫諸國等 “巴爾干國家”以及前蘇聯范圍內的“獨聯體國家”。不過，“中歐國家”這個概念與轉軌沒有什么關系 （因為其中的奧地利、瑞士、前西德等都沒有轉軌問題），而新加入歐盟的這幾個轉軌國家現在又以“新歐洲”自居，以區別于非轉軌國家的“老歐洲”和尚未加入歐盟的其他轉軌國家。

我們的一位英國朋友對“新”、“老”歐洲的分法頗為反感，他認為這是美國人喜歡的一種說法，“他們不愿看到一個一致對外的完整歐洲”。盡管如此，我們拜訪的這些國家的媒體上確實常有 “新歐洲”的說法，而這些媒體未必親美。一般認為，“考試”合格加入歐盟就意味著“轉軌”大功告成，所以“新歐洲”國家主要是作為“轉軌完成國家”區別于“轉軌中國家”的，而不是區別于“老歐洲”國家的。鑒于這幾個歐盟新成員國的情況的確有些不同于塞爾維亞這樣的 “轉軌中國家”，我們的觀感或許不能涵蓋后者，所以將此行稱為“東歐之旅”、“中歐之旅”、“轉軌國家之旅”，確實都不如“新歐洲之旅”合適。

前東德：“資本”不愿來的“資本主義”？

1990－1992年我在波蘭做訪問學者時，曾不止一次地去過這些中歐國家，但后來多次去俄羅斯各地，而沒有機緣重返中歐。所以行前我心里多少有點懸念，不知將要看到一個什么樣的中歐：是像劇變之初那樣風云變幻令人眼花繚亂的中歐？還是在“危機”沖擊下一蹶不振的中歐？

我們最先進入的是前東德，除了一些蘇式的街道布局中留下的舊體制的痕跡外，這里的就業、社會福利、移民等各種問題都已經和原先的西德一樣，融入西方社會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眾所周知，過去的東德因為與西德近在咫尺，可比性十分顯著，由于處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前沿地帶，故被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稱為“社會主義的櫥窗”，是東歐各國中經濟發展水平最高、民眾生活最好的國家。盡管如此，它當年的人均GDP僅為西德的1/4，職工收入為西德的1/3，勞動生產率僅為西德的30%，進出口貿易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當時東德與西德的說法不同，東邊說“只有生產好才能生活好”，西邊說“只有生活好才能生產好”，東邊是“勒緊褲帶增加生產”，西邊是建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從1945到1961年，總人口1664萬的東德竟然有350萬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說超過1/5的人口流失，而且期中許多還是各種人才。這場“逃亡潮”對東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構成了極大的沖擊。赫魯曉夫對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說，“我們不能以開放的邊界與資本主義競爭了”，于是就有了柏林墻。但是，高墻的修砌也并沒能阻隔人們對西邊的向往，從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萬人成功逃亡，但也有許多人 “越獄”失敗，喋血高墻，演成無數慘劇。1989年劇變時，東德游行隊伍高舉的口號就是：“我們要像西德人那樣生活！”

劇變之后德國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輸血”政策，以龐大的財政支持包攬了整個東部地區的經濟改革，從1991到1999年，西部向東部“輸血”高達7740億馬克，為東部建立起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前東德公民的個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兌換成西德使用的馬克，這為前東德提供了其他東歐國家所無法企及的優勢，于是僅用了五年時間就全面實現了經濟轉型。前東德因為由統一后的德國政府包下來“買斷”，因而成為整個前蘇東陣營中轉軌代價最小、復蘇最快的一員。

但是，德國東部目前也是中東歐地區民眾心理落差最大、牢騷最多的地方。道理也很簡單：現在這里的人們不是將自己的生活與過去相比，而是與西部的同胞相比，這與其他轉軌國家民眾對于更為富裕的“外國”的感受是不同的。

其他轉軌國家在“陣痛期”，都曾有過民眾收入一度降低的情況，但在前東德地區，雖然在“劇變”后的第一年里，大批工廠的關閉導致產值下降，但僅僅東部與西部的馬克按1：1的比率兌換一舉，就使前東德居民的腰包一下子鼓起不少，購買力大大提高。前東德生產的低檔（在“東歐”算是高檔）“衛星牌”轎車曾經滿街都是，在劇變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檔車淘汰掉了。（我們這次在柏林帝國教堂附近看到一輛“衛星”，眾人紛紛拍照，仿佛看到了大熊貓。）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德國東部與西部差別并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全德統一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東部人去西部工作，這兩個因素使得人們的收入趨于平衡。

但這樣的“拉平”并不能填平自尊心上的落差。前東德地區大批 “低效率”的工廠關閉后，代之而起的第三產業與旅游業并不能提供充足的就業。雖然統一后的德國政府以各種優惠政策鼓勵西部資本到東部投資，以實現東部制造業在更新換代基礎上的復興，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二十年來，西部資本在東部投資的數字看起來很大，但大多是房地產與第三產業，制造業投資并不多。

為什么呢？說來有些諷刺：恰恰是由于劇變之后德國政府通過轉移支付，迅速實現了社會福利、勞工權益的“拉平”和收入的接近，從而使得西部的資本在東部得不到多少廉價勞動力的好處，更不可能開設“血汗工廠”，以產品回銷西部。另一方面，歐洲一體化使西歐企業可以更多地使用外國勞工，而東部的專業人才又前往西部就業，所以西部的制造業企業寧可就地雇用土耳其或巴爾干諸國的藍領和來自東部的白領，或者到比東部更貧窮的轉軌國家投資，甚至不遠萬里到中國來輸出 “資本主義”，也不愿去東部投資設廠，“剝削”那里的同胞。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生產的德國品牌的汽車現在已經遠遠超過了前東德地區的產量。

對于西部企業而言，德國統一帶給它們的真正機會就是全國市場的擴大，使它們可以瞄準東部人鼓起來的錢包 （雖然未必有西部人那么鼓），大力推銷自己的產品。這樣的舉動自然在兩邊都引起了抱怨。東部人怪西部人：“我們的企業被你們的競爭搞垮了，你們又不來投資而只是傾銷商品，搞得我們沒了工作”；西部人覺得更冤：“我們掏了那么多的‘統一稅’來提高你們的收入與福利，使你們買得起我們的高檔商品，以至于西部經濟因此而減速，對此你們不感謝，反倒抱怨。說什么我們‘傾銷’，你們自己不愿買‘衛星牌’，難道也要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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