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做對了什么？(4)

四、腐敗的挑戰

鄧小平關于中國的許多預言都已經實現了。不過，有一點至今還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隨杜潤生先生前往溫州調查的路上，聽到傳來的鄧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國不能出現百萬富翁，不能走兩極分化的道路。到達溫州的時候，當地人也正在熱烈討論。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溫州一些民營企業家的身家財產早就超過了百萬，分明已是百萬富翁，怎么辦？討論得出的結論是，企業家的私人財產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費享受，大部分還是用于生產——如果把消費資料與生產資料恰當地分開來，溫州和中國就“還不能算已經有了百萬富翁”。既然如此，鄧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違背了吧？

僅僅過了十年，個人的消費性財產超過百萬的例子在中國就不勝枚舉。數千萬的世界級名貴跑車在中國熱賣——那可不是“生產資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頂極奢侈品的專賣店紛紛在北京、上海、深圳開張，市場說這里是成長最快的奢侈品市場。由于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力量，很多專業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進入了百萬富翁的行列。所有這些，可以不無理由地被看成經濟成就的象征。但與此同時，官方統計和報道、國內外學界的調查以及對社會生活的直接觀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國還有不少生計艱難、平均每天收入不過1美元的貧困人口。

學者們用“吉尼系數”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狀況，發現改革后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趨向。這類測度可能忽略了一點，即“收入的獲取是否合乎公義”并不是定量技術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貪官們賣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眾輿論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為其收入不合公義?？墒?，關于收入差距的測算并不能劃分這個極其重要的區別。其實，真正威脅改革存亡的嚴重問題是，即使根據反貪部門公開發布的腐敗案例，人們也看到利用公權力腐敗——顯然不合正義的收入——的趨勢在中國有增無減。

除了當事人的道德水準外，貪污腐敗的趨勢到底與什么有關？對此，張五常曾提出過一個理論。在本文開首提及的《中國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競爭稀缺資源而言，人類社會形成了兩種基本的經濟制度。一種以等級制特權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防止稀缺資源被徹底濫用。另一種就是產權制度，即以財產權利的界分來劃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以刺激生產、交換、分工與合作。張五常更推測，當第一種經濟制度轉向第二種制度即市場經濟的時候，腐敗將大量發生，因為原來的等級特權無可避免地要爭取最高的“權力租金”。這個過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種獨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敗”（InstitutionalizedCorruption）。后來的中國經驗的確表明，腐敗不僅僅是改革啟動的一種伴隨物，也是瓦解公眾支持改革的腐蝕劑，甚至是終極改革的致命殺手。轉型經濟怎樣應對制度化腐敗，是一項嚴重的挑戰。

鄧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舉：道德教育、黨的紀律和法治。我不認為還可以想出更多的辦法來遏制腐敗。問題是，在上述分權改革、重新界定權利、承認并鼓勵民營企業家、大規模利用價格機制的每一個過程中，腐敗不但形影相隨，且有更快蔓延之勢——腐敗跑得似乎比改革還要快！1986年9月，鄧小平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6－180頁）。為此，他開始部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遠為復雜和困難。最主要癥結是，經濟改革觸犯的經濟既得利益，還可以用經濟手段補償，但政治改革觸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來做補償？舉一個例子，原來“享受低價好處”的居民家庭，一旦價格放開后受到損害，政府可發財政補貼給予補償。但是，原來主管物價的政府部門，價格放開后就面臨權力縮減、部門撤并、甚至官員下崗的現實威脅。對于一輩子管物價的官員來說，他身上的專用人力資本一夜之間全報廢，他能接受嗎？用經濟辦法來補償“喪失權力的損失”嗎？出價低，不可能被接受；出價高，國家財政不堪負擔——等級制其實是非常昂貴的。聽任掌權者自己補償（貪污腐敗是也）？公眾不可能接受，而那樣“補償”的結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棄權力。那么，可以不予補償就取消權力嗎？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鄧小平多次講過 “改革也是革命”。不過他面臨另一項約束。作為“權力過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國的黨政骨干系統發達，但其他社會軟組織發育不足，行政系統實際上負擔著社會經濟體系的運轉。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體制改革副產品——重新安排官員——的難度。另一個連帶的后果，就是國家權力體系一旦失穩，整個社會就容易動蕩。所以，推進“也是革命”的政治體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穩定”為邊界。于是人們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并沒有實質推進。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過了醞釀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綱領，但沒等到切實實施，“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隨后發生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就再也沒有給中國推進政改的機會。即使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也限于推動經濟增長與經濟改革，而并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未競的事業。

五、小結

中國經濟增長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為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無可更改的背書。如果用最多數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作為評價標準，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一定會被寫入歷史。當然，偉大成就的成因是復合的，人們對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觀點是，正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才使這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機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

有觀察家以為，“廉價勞動力”是中國競爭力的根本。對此我的問題是，改革前中國勞力和其他要素的價格更為低廉，為什么那時候并沒有影響全球市場的“中國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識擴展才是中國經濟成就的基礎。不過若問，為什么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中國人對知識的態度有了根本的轉變？答案是，改革激發了中國人掌握知識的誘因，而開放則降低了中國人的學習成本。綜合起來，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優勢、改革開放顯著降低制度費用以及中國人力資本的迅速積儲，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國經驗的真正秘密。

鄧小平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也開啟了中國經濟增長之路。不過，他并沒有完成中國的改革開放。無論在產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還是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范方面，中國都面臨大量未完成的議題。作為漸進改革策略的一個結果，很多困難而艱巨的改革任務留在了后面，并面臨改變著的社會思想條件。就在科斯先生主辦的本次研討會舉行期間，全球金融動蕩和油價高企，正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前所未有的新考驗。受匯率、利率、資源價格和行政壟斷部門等重大改革滯后的拖累，中國經濟能不能順利應對這場新的挑戰，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未定之數。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聽到張五常的如下見解：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來創立了 “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觀察，不容許我像他那樣的樂觀和肯定。不過，三十年來中國的經驗的確證明，未來絕不是宿命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做對了的事情，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項，未來的歷史將有機會再次證明人們關于中國的樂觀斷言。

作者附記

科斯教授指定的題目，是“TheUnfoldingofDeng’sDrama”，直譯過來，就是“鄧小平戲劇的展開”——在中文語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標題?？紤]到報紙的發表習慣，原文注釋全部刪去，留在以后關于中國改革的學術論文里再仔細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國青、汪丁丁、盧鋒、薛兆豐、朱錫慶、梁紅等人的閱讀意見，對作者多次修訂文稿幫助很大。英文稿在討論會前夜才傳到芝加哥大學，蒙97歲高齡的科斯教授親自審閱，并通過他的助手多次傳遞老人家的評論意見。在7月14日開始的芝加哥大學 “中國改革30年研討會”上，科斯的致辭，張五常的主題報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和D.North的評論，以及王寧、RoyBinWong、史正富、許成鋼、張維迎、李俊慧、黃亞生、周燕、何東、朱錫慶等提交的論文、發言和討論，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國改革的視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動作者對本文的修訂和補充。關于這次芝加哥學術盛會，作者和其他參與者應該還有文字報道與讀者分享。這里謹對科斯及各位會議貢獻者致以謝意，當然文中尚存的錯失之處仍由作者本人負責。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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