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高初建/文 針對媒體報道《梁啟超故居“飲冰室”面臨拆遷》一事，北京市西城區政府認為，“飲冰室”并不在新會會館，新會會館為梁啟超早期在京活動期間的暫居場所，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故居。據西城區政府介紹，事實上，梁啟超故居和書齋“飲冰室”位于天津，已于2002年修復，并于2006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時，西城區政府新聞辦介紹，新會會館位于西城區正在實施的“大吉危改項目”用地范圍內，該會館是區級文物普查登記項目，即為“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 

根據政府相關部門的說法，可以得出幾個結論：其一，梁啟超故居和書齋“飲冰室”不在北京西城區，而在天津。因此，有關“梁啟超故居‘飲冰室’面臨拆遷”之說并不存在。其二，按先前已確定的規劃，該拆的地方還是要拆，雖然新會會館將原址保留，但這個會館不過是個“區級文物普查登記項目”。 

這件事情到此也許暫告一段落，為“梁啟超故居和書齋”命運擔心的人或許應該松一口氣。然而，從這事情中折射出來的有關政府部門對歷史人物，對文化古跡的態度，十分的可疑。 

梁啟超的才華、名氣、學術造詣，以及他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用多說。人們只需要記住兩件事：一是他與康有為并稱為“康梁”，同為“戊戌變法”的始作俑者；二是，他挑頭反對袁世凱復辟，“一支筆勝十萬兵”，時人稱 “再造共和賴斯人”。這樣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哪怕就是在北京短暫居住過，其曾經的舊居難道不該倍加珍視，妥為保護，永久紀念？何況，梁啟超與北京的關系遠非“暫居場所”那么簡單。他不僅曾在北京辦過報紙，曾主持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與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等合稱為清華四導師，曾先后擔任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館長，而且，他是死在北京協和醫院的。再往下說，他的兒子梁思成、兒媳林徽因，孫子梁從誡，都在北京生活，讀書，工作，都為北京的建設發展、為北京特有的京城文化做過貢獻。怎么到了某些官員那里，一句輕飄飄的“暫居場所”，就把梁啟超與北京的關系弄的無關緊要了呢？想想近年來有些地方爭“名人故里”，爭“遺址申遺”的火爆，想想韓國人恨不得將中國的文化說成自己文化的那股子勁頭，北京一些官員對梁啟超的態度真讓人無話可說。 

對歷史文化、歷史名人抱有可悲態度，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是某種無知。就像前些日子河南靈寶擴建函谷關景區，給老子像上貼金舉動。如果排除借機貪腐的可能，該舉動純屬適得其反，是那些主事者根本沒有讀懂老子。不過，比無知更可怕的是冷漠。如果知恥而后學，無知者還可以改變。但假如對歷史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冷漠無情，那么，就像當年北京的城墻被拆掉一樣，一個梁啟超的“暫居場所”又有什么不可以拆的？

筆者曾寫過文章，提到杭州西湖邊蘇小小墓、武松墓，以及徐錫麟、秋瑾、蘇曼殊、陶成章等人的墓、碑曾在上世紀60年代無端被毀掉，如今又重建的故事。相比于毀掉的歷史，重建的東西外表再漂亮，內在的精髓也失而不可復得了。去過巴黎、羅馬的人，都會對那里的古代建筑、歷史文化遺跡所受到的良好保護留下深刻印象，認為那體現出了現代文明與歷史文化的美妙結合。我們可以反思一下，假如當年北京的古城墻能夠保留下來，在今天會不會是世界獨一無二的景觀？明清時期盛極一時的會館，曾經是北京城里除了皇宮和皇家園林之外一道獨特的風景，如今那些風景何處可尋？即使不談過去，今天，我們為什么不能把尚存的歷史文化遺址保護得好一些，為后人多留一些景觀、風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