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高初建/文 據媒體報道，12月13日新華社黑龍江分社決定，停止記者顏秉光采訪報道工作，調離記者崗位。此事的直接原因是，在網絡上有人曝光說，顏秉光在其多達30多篇稿件中，采訪的人全是自己家孩子、老公、婆婆、哥哥、姐姐、老爸等人。因為其不深入民間的寫稿方式倍受網民批評，被戲稱為“最牛女記者”。經新華社黑龍江分社核查，顏秉光確實有部分稿件把家人作為采訪對象的情況，違反了新華社新聞報道的有關規定。

在我看來，顏秉光的問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所謂“不大”，是因為在遭到網民批評的那些文章中，并沒有出現重大的政治錯誤，沒有出現足以嚴重誤導公眾、破壞社會穩定的內容，也沒有色情淫穢的描寫。而且，她寫的那些文章，似乎也不存在收取“紅包”、敲詐勒索的可能，構不成“有償新聞”。

但這些報道文章的出現，確實問題不小，甚至可以說十分嚴重。因為，這些文章的采訪過程是投機取巧式的，背離了新聞來源真實性、可靠性的原則，違反了新聞紀律，有悖于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尤為令人不安的是，顏秉光這樣“最牛記者”的存在和她那些通過對自己家人采訪而形成的文章的出現，讓社會公眾對新聞記者失望，使新聞報道失去了應有的公信力。

近幾年，關于新聞記者的負面新聞不少。比如，有個別記者在山西某煤礦礦難發生后，以各種名目索要“封口費”；有個別記者以“揭露問題”、“批評報道”為由，公然收取他人錢財；還有個別記者竟然編造出“紙餡包子”之類的虛假新聞，鬧的人心惶惶。如此惡劣的事件影響很壞，當事記者被開除出記者隊伍，被追究法律責任，完全是罪有應得。至于說像顏秉光這樣的枉顧職業道德，不講職業操守，缺乏職業精神的記者，受到公眾的批評和拋棄，也是理所當然。

然而，在對記者的評價中，有另外一種負面的東西卻是非常怪異的。比如，包括某些政府官員在內的一些人，動不動就以所謂“誹謗”罪名要與記者打官司，或者用“要你小命”之類的語言對記者進行威脅。相聲藝人郭德綱將記者比作妓女，北大教授孔慶東公然對學生們說出“防火防盜防記者”這樣近乎污蔑性的話，如此等等。為什么會這樣呢？這種現象的背后是什么呢？

在此，我不想糾纏于某些官員威脅記者是否是懼怕記者，也無意探究某位教授與某位藝人在品味和人性方面是否息息相通。我想說的是，記者這個行業究竟是干什么的，究竟該不該值得社會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每年記者節的時候，我總會收到社會上其他行業的朋友們發來的問候短信。每當那個時候，我既感動，又自豪，同時也產生某種惶恐不安的感覺。我感動和自豪，是因為我有幸多年從事記者這個行業，并從中獲益良多。用美國老新聞人普利策的話說，在社會這只航船上，新聞記者是站在船頭的瞭望者，他們會努力發現航道上的巨浪、漩渦和暗礁，及時向船長、水手和乘客發出警告。也有人說，記者代表著社會的良心，是揭露、監督、批判一切不合理、不公平、非正義現象的批評家，是向腐敗、丑陋、黑惡勢力作斗爭的戰士，是百姓的喉舌，是改革和進步事業的推動者。有人甚至將新聞媒體稱為“第四勢力”，是與皇權、教會權力和政治權力鼎足而立的一股強大的力量。

頭頂這么多光環，記者的工作似乎應該讓人羨慕。但其實，三百六十行，行行不容易。要當好記者，且不說有基本的職業紀律、道德操守等等的規范約束，且不說需要不斷學習新知識，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去打交道，就說為了抓到一條新聞東跑西顛顧不上吃飯睡覺那種辛苦，不在其中者難以體會?；蛟S有人不知道，在國外的職業危險程度比較中，新聞記者的職業危險性僅僅低于警察和礦工，排在第三位。這種“危險性”所包含的內容，不僅是肉體方面的，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

當然，在中國做一個記者的難處，最難之難在于自身定位的難以把握。學者趙汀陽說，社會上的，或者生活中的絕大多數問題，都與“權利”有關。學生能否上學、上什么樣的學校、花多少錢上學、學校畢業后是否能找到工作，都涉及權利。農民該不該進城、進城干什么、能否得到尊重，凡此種種，以此類推，都是權利范疇的問題?？墒?，趙汀陽認為記者不能簡單地以“權利”的代言人說話，因為記者代表的是某種“權力”。而代表的是哪一種權力，在什么情況下代表何種權力，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趙汀陽先生是研究哲學的，尤其在政治哲學領域中頗有建樹。從他對“權利”和“權力”所作的區分來看，記者這個行當究竟好玩不好玩，大家不妨細細琢磨。

所以，還是用一句老話表達感受，理解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