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楊濤/文 12月9日，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因不滿中青報及李鴻文評論文章“歪曲”其言論，欲起訴并索賠10萬元。就在網友“圍觀”和等待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準備于本周起訴李鴻文律師之時，伍皓于12日晚在微博上忽然宣布放棄對李鴻文的起訴。（《華西都市報》12月13日）

伍皓放棄訴訟，據說是“最高領導讓我以最大的寬容對待李鴻文對我的故意曲解”，但是，我更想要說的是，即便是沒有“最高領導”的指示，伍皓最好還是將這口氣忍下去為好。

因為，伍皓如果起訴的話，他的確沒有多大的勝訴把握性。根據國際誹謗法通行的“公正評論”抗辨規則和最高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誹謗案件中應當區分“事實”與“意見”，如果在評論文章中，沒有歪曲事實或者引用的事實有可靠的新聞源，而且沒有使用辱罵性的語言侮辱他人人格中，那么，發表的“意見”即便是片面、偏激的、夸張的，也不能視為誹謗。從李鴻文的文章來看，即便是沒有準確理解伍皓的本意，也只能視為一種“意見”表達，在一個法治社會，“意見”表達應當受到尊重與容忍。所以，面對這種沒有多大勝訴把握性的官司，放棄訴訟是明智的，還能體現自己作為官員的寬容，倘若“霸王硬上弓”要起訴的話，恐怕還落個壓制言論自由的壞名聲。

但是，伍皓放棄訴訟，并不意味著記者、評論員、媒體和普通公民的言論就毫無邊界，可以無所顧忌、隨心所欲想說就說，即使是批評政府和官員同樣如此。在誹謗訴訟中，有兩條是言論的高壓線，一是編造、捏造事實，故意傳播虛假的消息，二是故意用辱罵等言論侮辱他人的人格。對于評論性文章來說，如果引用的事實失實并且這種事實并沒有準確可靠的新聞源，或者有侮辱他人人格的言論，則構成言論侵權，不能引用“公正評論”抗辨規則為自己的言論免責。最高法院在1993年的一個司法解釋中，對批評文章引起的名譽權糾紛明確規定了兩種情況構成侵權：“文章的基本內容失實，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文章反映的問題雖基本屬實，但有侮辱他人人格內容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

比如前不久，風起于微博的“金庸被去世”事件，如果當事人認真計較起來，編造、捏造“金庸去世”謠言的人肯定要負相應的侵權責任，而那些對這則沒有可靠新聞源，也沒有認真核實而瘋狂傳播的人，也應當承擔相應責任，特別是如果當事人或者其他人作出鄭重聲明后仍然繼續傳播的，更是難逃其咎;如果有人依據此事作出評論，假設這一事實已經為傳統媒體報道，他們引用傳統媒體報道作出評論，可以引用“公正評論”的規則為自己免責，但是，如果他們沒有經過核實，直接引用網絡上的消息作出自己評論的依據，則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此外，從國際誹謗法通行的規則來看，官員、影視明星等“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與普通公民保護標準并不相同，名譽權的保護程度呈階梯狀。通常來說，官員掌握公權力，其名譽權保護程序最低，其次是影視名星等享受大眾關注而帶來的利益，其名譽權保護程度只是高于官員，而對于普通公民的名譽權保護則最高。例如，對于失實的報道，官員通常要舉證說明記者有“實在惡意”才能勝訴，而普通公民則無須這種舉證，對于一些侮辱言論的認定，對官員與對普通公民的標準也不一樣，官員需要容忍更激烈的批評。

言論自由是一個民主與法治社會最為彌足珍貴的權利，但是，言論并非沒有邊界，任何人都不能故意去捏造事實和辱罵他人。當然，作為官員來講，需要有更加寬容的態度來對待批評與監督，而不是動輒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