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兩岸的“合法性”之辯

危機能夠促進內部團結，而安逸總是引發分裂。這句話用在西方世界針對本·拉登及其領導的基地組織的反恐戰爭上面，再恰當不過了。

十年前瘋狂的“9·11”襲擊激起了整個西方的同仇敵愾，就連素來對英語民族心懷微妙情緒的孤傲的法國人也不吝在自己的報紙上發表《我們現在都是美國人》這樣的社論，以表明自己的態度。

但好景不長，隨著以法德為代表的歐盟與美國（當然還有它永遠的支持者英國）在未經聯合國授權即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合法性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大西洋兩邊的新老兩個半西方世界的關系一度跌落到了冰點。之后發生在馬德里、倫敦及世界各地的許多恐怖襲擊迫使歐洲與美國不得不勉強地走到一起，雖然期間雙方一直口舌不斷。

本月初美軍擊斃頭號恐怖分子本·拉登的新聞傳來，在全球各地激蕩起迥然不同的社會反響，尤其是在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增添了新的復雜的愛恨情仇（例如它暴露并加劇了美國與反恐伙伴巴基斯坦之間的不信任關系），這些自不待言。最有意思的是，它在表面上如同手足的大西洋兩岸也再度引發了不和諧的聲音——美國政府和人民當然是毫無保留報之以歡慶，而在歐洲，除了英國首相卡梅倫的情緒一邊倒之外，我們看到，法國總統薩科奇和德國總理默克爾雖然也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予以祝賀，但他們的態度顯然要謹慎和保守得多。

在政府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之外，民間的聲音就要刺耳得多。隨著越來越多細節的曝光，在歐洲，不少媒體開始質疑擊斃本·拉登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對德國電視臺明確表示，在未遇到本·拉登抵抗的情況下直接擊斃他，“這很明顯是違反國際法的”。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德國綠黨政治家漢斯-克里斯蒂安·施特勒貝勒的有力支持，他在接受德國之聲電臺網站采訪時說，這么做既不符合基本的國內法，也不符合國際法。公開批評揚基大兵違法的還有法國國家憲兵干預部隊（這是法國反恐精英部隊）的前負責人克里斯蒂安·普魯托。在他看來，由于未征得主權國家的同意，美國在巴基斯坦領土上采取軍事行動擊斃本·拉丹完全是非法的。

即使是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質疑的聲音也不絕于耳。英國肯特大學的律師迪克·格里夫、英國國防部律師邁克爾·曼斯菲爾德和澳大利亞知名人權律師杰弗里?羅伯遜都指出，這次襲擊看起來“像一起沒有適當司法程序的法外殺人事件”，“這不是公正，這是對公正的曲解。公正是指將某人帶上法庭，根據證據認定其罪行并對其進行判決”。英國一家報紙的主編甚至寫道：“民主國家不會不經司法程序就處決罪犯……如果繞開這一程序，那么你并不比恐怖分子高明多少?！?

無疑，這些又進一步加深了美國人對歐洲的成見。被絕大多數美國民眾視為理所當然的是，擊殺本·拉登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恐怖分子，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礙。這些天來雖說美國媒體也有關于這件事情的討論，但它們幾乎是一邊倒地尋找各種理由為美軍的行動和美國的政策辯護。

按照中國媒體的一般邏輯，這種口舌之爭反映的自然是西方內部不同利益之間的分歧，簡言之，即美國與法德所代表的歐洲在共同反對針對西方的國際恐怖主義時，有它們各自不同的利益考量。這里的利益，自然是指政治、軍事、經濟等現實利益。

這種看法當然不是毫無道理的，但我覺得，片面強調這種一元的“利益論”，恐怕是閹割和簡化了人類社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它將人類的理念視為現實利益的簡單鏡像，從而大大低估了人創造歷史的能力。況且，這種邏輯還武斷地認定，美國和歐洲各自的所謂“利益”是鐵板一塊的。但實際上，熟知中國事務的分析人士應該很明白，針對同樣一個與國際相關的問題（比較典型的如人民幣匯率問題），我們自己內部的不同群體也總是具有不同的利益及代表它們的不同觀點。

因此，在我看來，大西洋兩岸在反恐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更多地體現了西方內部的不同的國際秩序哲學及政治理想，而這種觀念上的分歧又與歐洲與美國近現代的不同歷史經驗密不可分。

經歷過歷史上無數次血腥爭戰——特別是過去100年內的兩次慘絕倫寰的世界大戰——洗禮的歐洲，早就厭倦了那種叢林式的世界圖景。二戰以后，隨著懷有歷史夙愿的法德兩個民族的和解和基于統一市場基石之上的歐盟這一超主權政治形態的成功建立，現代歐洲人普遍相信，人類的紛爭可以通過商業的融合、法治的普及和文化的多元包容來得到最終解決，而非必須訴諸武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洲人正在踐行著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伊曼努爾·康德200年前描述過的那條通往“永久和平”之路。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獨一無二的建國歷程，在歷史上其本土又從未遭受過外來攻擊（如果不算距離大陸千里之遙的“珍珠港事件”，“9·11”事件是第一次，也因此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創傷是外人難以想象的），那種新世界特有的道德上的自我期許和面對世界時的孤立主義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世事的變遷，演化成一種牢不可破的“美國例外主義”。這種觀念的核心是：美國的確也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好學生，甚至還是啟蒙運動的直接產物，在本國內部與歐洲人一樣堅守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原則；但面對這個殘酷的叢林世界，美國的行動可以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的約束。事實上，兩百多年來，這種“美國例外主義”一向就不乏廣泛的市場，而美國的迅速崛起乃至稱雄世界，仿佛又反過來強有力地證明了它的正確性和正當性。在美國的現實主義者們看來，歐洲人之所以能夠優雅文明地享受眼前這個“后現代天堂”，正是美國在叢林里野蠻搏斗的結果——美國為整個西方的和平天堂建造了一道堅實的長城，卻唯獨把自己關在了城外。（本文此處對美國新現實主義政治學者羅伯特·卡根所著的《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一書中的觀點有所引用）

從我這樣一個局外的旁觀者角度來看，大西洋兩邊的分歧實際上體現了西方的一種持續的內部張力。并且，很可能正是這種內部張力才使得西方得以延續其生命力和創造力。將現實世界看成一曲田園牧歌，認為一切紛爭都可以像歐盟內部那樣通過法律和市場的手段來協商解決，確實是有些天真了。美國的看法沒有錯，正因為有了美國和北約，歐盟的存在才有保障。但反過來，將世界看作完全是弱肉強食的叢林，似乎公義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在人心中存在過，也是極為簡單粗暴的。這里順便再提一下，可能是受媒體宣傳及“中國崛起”的自信心膨脹的影響，當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是以這種眼光看待世界的。美國或許的確強大，但它不可能強大到可以忽視整個世界的感受。退一萬步說，即使它能夠征服世界，也不可能征服人心。

這兩種不同的政治理念也許還可以用美國學者小約瑟夫·奈提出的所謂“硬實力”與“軟實力”來解釋，它們都不可或缺也不可偏廢。就拿對付國際恐怖主義來說，在刀光血影的戰場上消滅基地組織和本·拉登，的確離不開美國式的硬實力。但這也可能進一步加深了美國（西方）與穆斯林世界的裂痕，當年小布什政府的許多魯莽的單邊行動的客觀效果不是在解決恐怖主義問題，而是培養恐怖主義的土壤，激化恐怖主義的情緒。長期而言，要緩和乃至化解西方與穆斯林世界的深刻敵意，真正實現雙方的和平共處，則有賴于歐洲式的價值理念和老于世故的政治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