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啟越 這顯然是一個偽問題，因為誰也不會被問責。對于人社部官員提出的“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的目標，我們無須有太多擔心。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其實在“十一五”期間就已達到。

過去五年，每年在崗職工的實際平均工資增長約達到12%~13%，名義平均工資增長則約在16%~17%。如果人社部官員口中的職工工資是名義工資，“十二五”期間只要保持這個速度就行。根據地方的“十二五”規劃，很多省份都提出了到“十二五”末GDP翻番，如果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工資翻番也在情理之中。

如此推導下來，我們可以想象，5年后的生活與現在并無二致——物價高漲，讓我們感覺工資遠遠不夠花；收入差距依舊懸殊，一方面是壟斷性企業的收入高漲，一方面是拿不到工資的農民工。這難道就是工資翻倍后的幸福生活？

所以，工資翻不翻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資翻倍的背后，我們得到了什么？如果社會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改革不能繼續推進，工資的合理增長機制不能形成，壟斷性行業收入過高情況不能得到抑制，大多數人的收入增長將是一句空話。

廣東2008年就提出收入倍增計劃，后因國際金融危機等因素，這一目標沒有實現。江蘇也提出實施居民收入的七年倍增計劃，年均增長為10%。他們意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首要任務是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居民收入的實際增長；另外，居民收入的提高也能化解社會矛盾，最終實現分配公平。

這種做法有成功先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1967年，日本的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3年增加了兩倍。正是這為期10年的“倍增計劃”，日本掀起了一場消費者革命，成為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我們推出的“十二五”職工工資倍增計劃，也是以日本為榜樣。

日本之所以成功的關鍵，在于他的“倍增計劃”并不僅僅迷戀數字，而是推出了一套系統性的措施。其核心措施一是政府不謀求收入高速增長，而是采取大規模減稅措施，讓利于企業和個人，保證企業有錢可以為職工加工資，法律也能保證職工與企業就工資問題展開平等談判；二是日本當時也存在著先進大企業與落后中小企業并存的“二重結構”現象，并引發不同企業職工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日本政府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讓大企業逐漸將中小企業納入自己的生產體系之中，由此實現“共榮”。

工資翻番并不是艱巨任務。但在光鮮數字的背后，我們更希望看到，5年后，農民工的欠薪問題已成為歷史；工資集體談判制度已覆蓋所有企業；國有企業已沒有天價年薪，中產階層拿到的扣稅后的工資不再是薄薄一疊。而民營中小企業也真能進入壟斷性行業。

如果這些沒有完成，我們該問責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