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保護梧桐樹”活動已經成為一起社會公共事件。與以往事件官民緊張對立不同的是,這次官民互動倒還順暢,民眾在微博上呼吁,政府也第一時間在微博上回應,強調是移植而非砍伐;市民在梧桐樹上系上綠絲帶,而政府的官員也真誠地表態,要用尊重生命的態度來對待每一棵樹的移植和養護工作。即使地球人都知道,這種移植的成活率非常低。
在此次事件中,政府的姿態可謂從諫如流,甚至在公眾的呼聲下修改了地鐵的設計方案,從而少移了數百棵樹。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地鐵與梧桐樹并非“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和諧存在的解決方案就如同魯迅先生說時間一樣,擠擠總是有的。但是為什么我們的官員在事先就沒有考慮到呢?
被移植的不僅僅是南京人的梧桐樹,而是在中國城市化高歌猛進的背景下,每個人心中的梧桐樹——城市的共同記憶。因為城市化,我們沒有了城墻、胡同、弄堂等等。就拿南京來說,從上世紀90年代起,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南京主城2萬多棵梧桐樹減少到只有3000多棵,如今又因修建地鐵,所剩不多的梧桐樹又要被移植??梢灶A見的是,不久后的未來,南京主城區將難見梧桐樹遮日的綠蔭道。
梧桐樹被移植后,我們得到了什么?與整體風格格格不入的后現代式建筑,山寨版的商業城,造價昂貴的城市中心廣場,卻沒有遮陽傘,沒有休閑坐椅,也沒有人。我們的城市千城一面,沒有了自己獨特的記憶。美國著名城市理論家、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說:“城市是靠記憶而存在的?!蔽覀兪チ擞洃?,城市也失去了靈魂。流沙河曾為成都叫魂,又豈止是成都呢?
我們為什么不能選擇胡同、弄堂、梧桐樹道的生活?這個城市規劃誰做主?至少不是民眾。否則對于城市記憶的維護,為什么沒有事前的民意征詢,一直到成為全國熱門話題,甚至驚動了臺灣同胞,才有政府的民意溝通和新方案的修訂。我們的城市主政者腦海中只有地鐵、第一高樓、GDP,梧桐樹、弄堂、胡同不是記憶,而是阻礙城市進入現代化、影響地價上漲的破舊障礙。
這是當下中國行政造城的現實。主政者從不停下來想想居住在城市中人的感受,他們甚至有強烈的“父愛”情結:“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當我們回頭看,我們不這樣做,我們會對不住這座城市,對不住市民。對這座城市負責,我就必須這樣做”。
雅各布斯曾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街道空間的安全感。她觀察到,傳統街坊有一種“自我防衛”的機制,鄰居(包括孩子)之間可以通過相互的經常照面來區分熟人和陌生人從而獲得安全感,而潛在的“要做壞事的人”則會感到來自鄰居的目光監督。她因此主張城市規劃保持小尺度的街區和街道上的各種小店鋪,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們相互見面的機會,從而增強街道的安全感。但正是在這種 “負責任”的驅動下,城市之間原有的聯系被割裂了。我們從熟人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在城市中也失去了安全感。我們是城市中的陌生人,這個城市也變成了“他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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