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遷已經導致民怨沸騰，全民共伐之，但地方政府的行為卻未見收斂。最近媒體曝出的多地“滅村“運動就是野蠻拆遷的農村版本。另外，熱點拆遷事件中的官員也紛紛打破緘默，為自己的行為辯白，從宜黃官員的“沒有拆遷就沒有嶄新的中國”到萬載縣委書記的“沒有拆遷，你們知識分子吃什么”，再到長春官員的“老百姓是如何為難政府、刁難和敲詐政府”，相較于之前“誰影響嘉禾發展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的赤裸裸地威脅，這些言論已很委婉，透露著一種有冤無處訴的委屈，但是潛臺詞沒變：拆是必須的，哪怕是暴力。

當下拆遷，有兩個極端，要不暴利，要不暴力。因拆遷而一夜暴富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大大抬高了其他被拆遷戶的心理預期。正是拆遷方補償方案與被拆遷方的訴求有巨大的落差，才導致了“最牛釘子戶”的出現，最后惟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暴力——公權力為后盾的拆遷方打傷、打死被拆人有之，被拆遷人一怒自焚有之，后者是一種自我的暴力。

我們認為，這種暴力的形成源于共識的喪失——對于市場、法治、政府職能等，社會各方出現了分歧，或者說我們的共識還未建立起來。

現行拆遷條例2001年頒布，與過去拆遷辦法相比有一個很重大的改變，即在拆遷期間拆遷人與被拆遷人達不成補償協議的，由房屋拆遷主管機關行政裁決，在裁決規定搬遷之日內不搬遷,即使申請復議和起訴也可強制拆遷。這個條例后來被認為拆遷惡性事件頻發的源頭，因此也被稱為“惡法”。

在建設法治社會上，我們的共識應該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边@個拆遷條例與現在的《憲法》、《物權法》的相關決定都有抵觸，但10年來，雖然社會各方都在呼吁，直至今年年初國務院法制辦才公布《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此后一直又未見動靜，可見分歧之大。

好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基石是對產權的保護。我們的共識應該是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即“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在新的拆遷條例征求稿中，也提出了按市場價來補償。而市場原則就是雙方自愿，如果被拆遷方認為自己的房子就是1000萬元，而不是拆遷方認定的市場價格100萬，或者就根本不愿意賣，那能不能強拆，能不能被看做是一位刁民在敲詐政府？

還有我們應該建立怎樣的政府？我們的共識應該是有限政府，即服務性政府，政府不應與民爭利，而是為民謀利。尤其在當下的“包容性增長”的理念下，未來的政府職能將進一步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向，從經濟建設的前沿回歸，將市場的還給市場，官員們則將更多的職責放在民生和公共服務上，更多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而非GDP總量。只有取得這樣的共識，“誰影響嘉禾發展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以及“刁難政府”論才能成為一個笑話。也只能重建上述共識，我們才能實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