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貧民問題之六

秦暉/文

紐約  哈勒姆小區

廉租房制度并非十全十美

當然，這世界上難覓十全十美，廉租房即便像西方那樣發展了多少年，制度再完善，還是有弊病的。除了福利國家一般性高福利制度的弊病外，僅就住房福利而言，廉租房制度也有一些獨特的問題。一是窮人集中居住的廉租房社區往往人文環境很差。像美國紐約的哈勒姆，芝加哥的羅伯特泰勒豪姆，圣路易斯的普魯伊艾格，都是廉租公寓樓群，就建筑外觀看并不差。我曾開玩笑說就像我住的藍旗營小區（北大清華合建的教授樓區）——但僅僅是建筑外觀而已，講到治安和秩序就完全兩回事了。尤其像美國這樣的福利房低覆蓋率國家，既不像北歐那樣大比例的人口住公房，居民構成比較均衡，也不像印度完全是民間自然形成的貧民窟，房屋雖破爛卻存在著一定的傳統道德秩序，犯罪率并不高。而美國這些由國家為最貧困群體集中建設的社區，治安比上述兩者都糟糕。

為此，美國從1980年代起陸續拆除了一些治安問題嚴重的貧民廉租樓小區，轉而推行貧富混合居住的“希望計劃”，力圖把廉租房分散興建在中產社區中間。但這個做法也很難解決問題：

一是美國社區自治發達，讓中產居民接受在其聚居的社區間興建貧民廉租房，這工作并不好做，因而“希望計劃”進展緩慢。

圣路易斯  普魯伊艾格

“希望工程”拆除中的廉租樓群

二是即便國家經過多方努力可以把貧民廉租房建到中產社區，卻不能禁止原有中產居民遷出。在房屋交易活躍、居住流動性大、幾乎人人開車、不那么看重居住區位，但很重視人文環境的美國，“窮人遷入后富人就遷出”的現象很常見。事實上像哈勒姆這樣的地方，當初并非如今這種貧民區，就是在羅斯福新政以后，隨著政府在此為窮人興建廉租公寓樓，中產居民不斷外遷，才逐漸成為今天這種“建筑壯觀的貧民窟”的。如前所述，由于沒有身份特權的傳統壁壘，美國的城市化一向比歐洲自由，因此與法國鐵腕伯爵驅逐窮人的“奧斯曼現象”相反，窮人進城把富人擠走一直是美國城市化進程的特點?！盎旌暇幼∮媱潯蹦芊窀淖冞@個特點，確實很難斷言。

最后，貧富混居就算能實現，它在總體上對犯罪率的影響究竟如何也不無爭議。窮人犯罪率較高（這個事實陳述自然不是歧視窮人的理由，因為窮人首先是不幸的，誰愿意做窮人？）大概古今中外皆然。集中的貧民區如果犯罪比較集中，把貧民分散居住可能也不過是分散了犯罪而已，總的社會犯罪率是否會下降仍有疑問。同時，貧民集中區無疑會有一些不利治安的因素（如犯罪仿效率高、易于出現團伙等），但也會有些利于治安的因素（如社區同質性強，不易產生社區內被歧視感并因此滋生怨恨等），而貧富混居則會有與此相反的兩種因素。因此它究竟利弊如何，還有待于觀察。

于是除了推進貧富混居計劃外，美國人也在想別的主意。改公屋（無論集中建設還是分散建設）政策為幫助窮人買房的政策就是一個主要思路。因為分散化的隨機買房既可以避免公屋區治安問題，又可以使“窮人有房住”進化為“窮人當房主”，趨近于“業主社會”的理想。于是在朝野、左右、貧富各階層的共同推動下，近二十年來美國不再擴大住房福利覆蓋率，而主要采用不斷降低首付和初期利率的辦法撤除按揭門檻，使越來越多的窮人得以貸款買房，提高住房自有率。由此形成的信用風險則通過“房貸證券化，證券市場國際化”推動房價不斷走高來化解。

這實際上是利用金融全球化和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向世界金融市場透支，以幫助美國窮人當“業主”。本質上也可以視為一種以全球金融風險為代價的特殊的“高福利”住房政策。當然，2008年由美國“次貸”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嘯”證明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餿主意，此路肯定不通。危機爆發后西方出現關于原因的左右論戰，左派責怪“華爾街寡頭”推動了金融“過度自由”，右派抱怨政府出于民粹考慮推動窮人買房制造了變相的高福利陷阱。其實筆者曾指出：兩種指責都其來有自，實際上這是西方民主國家左右翼都要討好民眾，而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與中國這類行為相反國家出現“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所積累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