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勞而不富有的怪圈

為什么中國人勤勞不富有，我曾試圖回答這個問題。1998年時我計算了幾個國家的勞動者在當年工作的小時數量，當時我的估算是中國工人2200小時。一個星期工作40小時，再乘上52個星期。工作小時最少的是荷蘭人，1350小時，一年度假的時間很多。這些國家的制造業工人增長速度比GDP增長速度還要快，跟中國的情況完全是反過來的。在一些學者看來，他們更喜歡中國這樣的模式，以低人權帶來的低勞動力成本，將GDP做得越來越大，國家和政府的稅收越來越多，表面看來國家更富強了，但是這種模式使國富民窮的局面會越來越惡化。

關于勞工權益，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來一樣去壓制工人的罷工權，或者組織自己工會的權利。如果我們將企業和員工看作是博弈的兩方，企業到現在可以通過并購擴大自己的勢力，跨越很多行業并購，使企業的地位越來越強，談判的地位也會越來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樣。但是在勞動者層面，并沒有發生同樣的變化。如果連自己去結社的權利都沒有，那每個勞動者只能作為一個單個的個體，沒有權利通過自由的結盟形成一個群體，就是說，企業可以通過并購來組織一個越來越大的公司，而在職工這一方卻沒有這樣的變化發生，這種不對稱顯然不利于工人權益的提升。

我們不能為了GDP的增長，為了保持中國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低人權的優勢，繼續限制工人結社的權利，甚至于罷工的權利。結社權利是最核心的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政治權利之一，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們不能夠為了保持低勞動力成本而繼續去做這種限制。

另外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這么低，在江蘇、廣東以及其他地方的企業，即使是買了自動化生產設備也不太用，以后更加不會買了。因為他們發現，雇傭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機器同樣的事而且成本更低，還不需要為了買設備做前期資本投入。他們還發現，用人工做時報廢的比例要低于機器流水線，于是，很多企業寧肯用工人組裝而不用機器組裝，這實際上是在重復中國過去幾百年的經歷，那就是很多經濟史學者認為，在中國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時期，中國經濟繁榮，出現了所謂的“勤勞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意思是說，那時期的經濟繁榮是靠苦力勤勞干出來的，其前提是人們很能吃苦耐勞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歐，情況則歷來相反，因為西歐國家人很少，地相對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歷來人工貴，就逼著他們進行工業革命，逼著他們更多使用機器，讓他們走上技術不斷革新的良性循環。相比之下，當在中國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壓得很低，同時人人都愿意勤勞賣命的時候，反而沒有激勵去技術創新，長此以往，讓中國無法走出低勞動收入的惡性循環，這是“勤勞革命”的害處所在。

如果繼續壓低勞工權益，對中國的環境破壞也只會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國繼續成為世界工廠，讓中國的出口總量占全球出口總量繼續膨脹，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業業務工作都是在中國來發生的話，特別是在廣東，那必然意味著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國發生，資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國。

打破枷鎖的改革

為了結束這樣一個局面，我們必須從一些根本性制度進行改革和調整，這樣不管是為了解決農民工的收入問題，還是為了解決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都可以帶來很多良性的變化。

首先就是大家談得比較多的，要結束城鄉戶口制度，完全放開遷徙權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業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第二就是給工人以組織自己工會的權利，甚至是罷工權利。當然這樣可能會帶來一個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業的成本上升，但從另外一方面講，大家有同樣的基本權利，不能為了一方的權利就必須要將另一方的權利通過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壓下去，這樣的話就不是做市場經濟了。

第三是保護創業自由，減少行政管制，放寬市場邊界，尤其是對一些壟斷行業，必須進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對權力，特別是征稅權，也包括最近討論較多的房產稅，必須有更多實質性的制約。在今天財政不透明、財政預算不透明，財政稅收按照30%在增長，征稅權幾乎沒有實質性制約的情況下，不能因為一時房地產價格調控的需要就推出這么一個根本性的稅種。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或者是其他國家，稅種往往只增不減，一旦今天因為房地產價格調控的需要推出了一個新的稅種，以后很難取消掉。所以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需要推出這樣的東西。在我看來，宏觀經濟調控需要的優先級遠遠低于私人產權保護的優先級，這是兩個不同級別、不同層面的東西。

第五是將各地土地權分給農民，放開農村民間金融，允許土地資本化，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工議價的地位，特別是讓他們在本地也能夠通過創業自由來改善自己的收入和致富空間。最近幾年我在建議推進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國資委轉變成32個國民產權基金，央企“國民權益基金”股權均分給接近14億公民，各個省成立自己的國民權益基金，將各個省剩下的國有資產都注入到國民權益基金里，將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則均分下去，從根本上增加老百姓的資產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資產性收入增加了，在勞工議價的過程中工人的談價地位也會上升。大家為了活下去，接受一個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會下降了，因此，民有化改革對許多方面都會產生正面影響，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資產性收入、勞動收入、就業機會、創業空間、致富空間等等。民有化改革、憲政改革是改變中國增長方式的必要之路。

（作者為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