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稅過多既不利民富 也傷害內需

勞動收入增長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稅過多。政府所得和開支太多，必然會妨礙勞動收入的增加。

根據對三十幾個國家政府開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變化做研究，發現政府開支有增長的國家，其工人工資平均增長速度接近3%，而政府開支減少最多的國家，勞工工資收入增長最多，平均年增長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開支沒減少反而增加的國家，他們的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國的情況同樣也能說明這一點，特別是今年前5個月，按照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國家財政稅收同比增長了30.8%。過去四五年，國家財政稅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個大餅，政府這邊越多，必然意味著民間得到的那一份越少。從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貨膨脹率，國家財政稅收累計增長了6.7倍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1.7倍，而農民才增長了1.2倍。

1978年，整個國家的財政稅收相當于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時下降到最低點，財政稅收相當于1.5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開放的頭十幾年，確確實實在往小政府方向發展。但是到2009年，我計算了一下，財政稅收是3.9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里做的計算只包括預算內的財政收入，還不包括土地銷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國企賺到的利潤。

如果以農民的純收入作為基數，2009年財政稅收接近6萬億人民幣，等于是13.8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整個中國的農民數量還沒有那么多，這本身更說明政府得到的錢是多么的離譜。

如果征稅權力不受限制的話，最后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只會繼續下降，就無法改變這個局面。國有資產和國企股權使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資產升值，絕大部分由政府獨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該有的財富效應。國有經濟體制是老百姓財產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國，其民間消費占GDP比在同樣的六十年內一直是上升，政府開支在下降，和中國正好相反。

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憲政改革，不對征稅權進行根本性制約，不對國有資產進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會繼續越來越多，民間得到的會越來越少，勞動者的所得份額只會越來越少。沒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這個趨勢就很難改變，如果這個趨勢不改變的話，就意味著不僅僅更多農民只能做農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額也會越來越少。

金融不自由 壓制創業空間

金融不自由也會抑制勞動收入的增長。根據對三十幾個國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變化的數據，會發現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國家，勞工工資增長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長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沒有什么變化，甚至加強的國家，勞工工資增長速度不僅最慢，而且也比這些國家的GDP增速慢。

很多人認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減少，會幫助華爾街的人賺更多的錢，讓他們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進行金融戰爭，將民間社會的利益轉移到他們的手里。但實際不是這樣，關于金融管制的話題，很多人將這一湖水攪得越來越渾濁。

以引發美國金融危機的美國次級貸款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華爾街公司，通過住房貸款的衍生產品賺了很多錢，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沒有這些金融市場的深化發展，老百姓所能借到的買房子的資金不會那么多。如果沒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產品的深化發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須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沒有這樣的金融創新，住房貸款的成本比實際付的會更高。

為什么金融管制越嚴越死，最后做出犧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還是年輕人呢？因為金融服務的供給方是華爾街，而對住房按揭貸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階層。如果你很有錢，可能根本不用這些產品，照樣能買到房子。而對于年輕人來說，未來的收入流很長，但是現在的現金最少，所以對按揭貸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貸款的供應越多，年輕人和中低收入階層就越可享受到好處。金融管制越嚴，這些衍生產品就越不會推出來，最終付出代價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個人。

在中國，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到目前為止，國有銀行及國有金融機構壟斷了各種金融業務。這種壟斷也導致金融資源、融資機會主要為國企服務。這又意味著金融行業發財致富的機會一邊倒，不管是農村有能力的農民，還是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夠得到的金融支持會越來越少。這也反過來抑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包括農民發展民營企業的空間。這還會產生另外一個負面效果，就是讓農村年輕人在本地、本鎮周圍能找到的工作機會不像本來應該有的那么多。逼著他們都背井離鄉，降低他們的就業起點。

另一個表現是對民間金融的禁止，特別是對農村民間金融的抑制?，F在可能慢慢有一點放開，但還是非常有限，特別是土地制度的不靈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做得越來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權可用來做抵押借貸，或其他資本化運作，但是后來發現，刮風打雷多，雨卻沒有下來。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迫使農民要么選擇種田，要么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權，包括農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來資本化融資的空間，農民得到這些資金的支持后，他們可以進城創業或在本地創業，選擇空間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實際上他們還沒有這樣的選擇。在城市里可以將房子拿來進行抵押貸款，也可以將房產證用來做資本化，跟別人一起做生意。但是，農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卻不能做這樣的資本化、金融化運作，這是另外一種城鄉歧視，使得農民的選擇空間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樣，要小很多。

國有經濟比重過高老百姓分享好處有限

國有制經濟比重的高與低，對于民間消費、民間收入有多大的影響呢？我將70個國家按照1980年時國有企業占GDP的比重分為五等分組。統計研究發現，從1980年到2003年，國有經濟比重最少的這一組國家，也就是私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一組國家，民間消費對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老百姓的消費會增長0.96%。而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一組，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民間消費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觀經濟學里一個很典型的模型，一個家庭、一個個人，每天可以花的錢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得到，第一個是勞動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國有經濟比重比較高的社會，勞動收入隨著GDP增長而增長的程度被壓抑很多。第二個是資產的升值即財富效應，也就是土地隨著經濟增長而價值上升，企業的產權、股權也會因為GDP的增長而上升。第二個收入渠道就是資產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個國家如果是以國有制為主，第二個渠道是被封起來的，也就是說土地可以增值，企業的產權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權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為這些股權、這些土地，還有其他資源的產權都是屬于國家的，所以這些土地的增值、股權的增值、資產的增值，主要是國家享有，而不會轉化為民間資本和收入。

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國家，經濟增長帶來的增值，對于這些國家的老百姓總體收入增長的貢獻不會太高，因為這些國家的主要資產是國家擁有，而不是民間擁有，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可以看到私有經濟比重越高的這些國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錢，實際做出的消費，會對GDP的增長速度會更加的敏感，分享經濟增長好處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會比國有制安排之下的社會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夠通過私有產權和勞動收入來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但是如果是國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難會看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