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應邀在上海與哈佛大學前校長薩莫斯教授共進晚餐,在座的還有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席間薩莫斯教授接連不斷地發問,忙得大家吃得少而說得多。說得最多的話題當然還是中國經濟。出口值和貿易順差到底有多大?為什么人民幣升值反而刺激了中國的出口增長和貿易順差的擴大?中國出口的附加值到底有多大?2001年之后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否真的像大多數人所看到的有了跳躍性的或者階段性的變化?中國經濟出現投資過熱嗎?消費和投資的比例到底該怎么劃定和核算?之后不久,我接待來自維也納國際經濟研究院的經濟學家時,也聽到了幾乎相同的問題。到底中國的出口在匯率升值之后是否真的出現“井噴”?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非常不容易,因為這些問題往往已被作為“程式化的事實”而接受了。而真要支持或者推翻這些被程式化了的事實,是需要認真下一番功夫的。我只是覺得我們這樣的功夫下得還很不夠。
這里,我不去評論出口和順差在計算時可能出現的問題(最近這樣的討論也不少)。核實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從中國出口目的地的進關數據上做個繁瑣的計算以找到答案。維也納的經濟學家愿意與我一起來算這筆賬。這樣的工作除了繁瑣,并不復雜,因為他們可以找到中國向歐盟的出口產品的詳細賬目,包括出口的商品種類、數量與單價。這樣來把賬算清楚還可以證實中國這些年來的出口價格到底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在國內,大多數人總以被程式化的“事實”來說事,但卻沒有人知道實際上是怎么回事,有了什么變化。
除此之外,我最近一直關注著有關中國的資本回報率是高還是低的話題。對該話題的討論還沒有完,但事實總會因之越來越清晰的。中國的投資是太多了還是太少了?一般被接受的看法是太多了。如果太多了,那么就應該限制投資的增長。但中國的儲蓄依然大于投資,導致貿易順差和國內需求的不足。在這個意義上,有經濟學家說,中國還需要更多的投資來縮小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差距。到底如何看待投資的多少?其中一個重要的參數是看投資的回報率怎么樣,是否出現了惡化的趨勢。這也需要算出來。大家算出來的結果未必都一致,但不管怎樣,對于澄清一些我們過去的成見是有幫助的。
對于資本回報率這個概念的度量還沒有確切的辦法。這也難怪,資本本身在存量上就是復雜的概念,它不是財務概念,而是物理的概念。對資本回報的測算當然也就不可能一錘定音。有簡單的測算,也有復雜的估計。簡單的算法可以僅僅在財務或金融數據上得到。高盛的財經詞典里給出了很多用來計算回報率的指標(有些中文翻譯是搞錯了的),如ROA、ROCE、ROE、RONA、ROI以及ROIC等等。這些算法并不嚴格地等價于資本回報率,但也能幫助說明一些復雜的問題。
復雜的算法需要用計量的方法,也需要去估計資本的存量,更需要有好的數據才行。中國的數據質量不穩定,數據口徑經常調整,自然也難以有更好的計算結果。但不管怎么說,計算有進展就有價值。對中國各省1952年以來的資本存量的估計數據多少能夠滿足一些當前研究和計算資本回報率的需要,我感到很高興。測算資本回報率的工作雖然不是那么學術,但在政策上卻有重要參考意義。比如說,如果中國的資本回報率這些年來仍然保持不低的水平(按照白重恩等人的估計,在20%左右),那么,對中國做出投資過熱的判斷就缺乏理論支持了。假如資本的回報率還相當客觀,那么限制投資的增長就沒有道理。中國需要的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投資,更多的投資需要投在回報率高的領域。 挑起資本回報爭論的Kuijis博士前不久在清華大學對我說:如果在中國投資不掙錢,我就不知道世界上哪里還能掙錢了。話是這么說。不過投資者和企業家應該更清楚在中國的什么地方更掙錢。即使估計出來的總體的資本回報這些年來沒有大幅度下降,但地區之間的差異也會不小。只不過,計算地區間的資本回報的差異對數據的要求更高,現有的計算多嫌粗糙。
說到地區資本回報的差距,我還記得陳志武教授有一個更簡單和直觀的計算。他發現,如果簡單計算一下每1元的投資能在下一年增加多少GDP的話,那么在北京等地的投資回報就明顯低于很多內地省份了。他是這樣說的:從1978到2002年,在全國范圍內,平均每1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能為明年增加約0.59元的GDP,也就是59.16%的回報。投資效率最低的是三大城市,平均回報率才40.54%,遠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北京、上海和天津又是人均固定資產投資以及投資比率最高的地方。相比之下,投資回報最高(66.32%)的中部省份,它們得到的投資比率最低、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次低。沿海地區的投資回報率次高(65.6%),最窮的西南省份的投資回報為第三(64.59%)。
當然,他計算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資本回報,但在邏輯上應該能夠幫助我們認識資本回報的變動。就在前不久,我在清華大學的一個會議上報告過我對中國各省1952年以來的資本存量進行的估算結果,我發現,如果用1952年的價格來折算,北京市50年來的資本積累的水平差不多已經占了全國的十分之一。而且一半的資本主要集中在山東、北京、江蘇、上海、廣東和浙江。今天的資本回報率是高是低,答案是不難找到的。
有一段時間里,中國沿海地區和大城市的商務成本上升過快成為熱門話題。但好像并不改變我們對中國經濟的成本優勢的基本看法。原因在于,當你說商務成本增長過快的時候,你一定在說沿海的大城市地區。地區之間的勞動力成本和商務成本的差距是現實。今年1月中旬出版的《經濟學家》周刊發表文章說,“迄今為止,中國的制造業發展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尤其是上海周邊以及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但是這些工業中心的成本正在急劇上升。寫字樓的租金飆升,工業用地短缺,公用事業費用迅速攀升。最重要的還是工資水平的增長速度。即使有勞動力從內地向沿海的大規模流動,工人的工資近年來還是在以兩位數的幅度增長。對于管理者的薪酬,增長幅度就更大了?!?
文章還提及,2005年,在上海的一個工廠的工人,工資連同社會保障的費用在內,1個月差不多350美金,深圳是250美金。而在馬尼拉則是200美金不到,在曼谷是150美金,在印尼只有100美金。盡管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增長得很快,但在這些地方跟不上工資的增長。文章援引Flextronics 的老板說,“中國正在成為其成功的受害者?!?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在中國大陸,你可以明智地從大城市和沿海遷到內地去。國內的和外國的公司都知道這么做,而且這個過程其實已經開始。在這個問題上,我相信企業家們會比經濟學家的嗅覺更靈敏,更知道“實事求是”,而我們自己往往還是更愿意抱著“程式化的事實”不放,去說著別的事情。中國這么大,能把“事實”弄清楚一些,本身就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研究,是我輩一生都做不完的事。(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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